文學若然要反映現實,尋且要批評現實,那自然離不開政治,也沒有理由與政治切割;是以莫言要「讓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這問題頗有商榷餘地。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云:欲斷今日之中國為老大耶,為少年耶,則不可不先明「國」字之意義。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治而自守之……少年莫言,目睹母親被麥田看守人掌摑,其母倒地嘴角流血,臉上絕望的神情令他難忘。這其實涉法治及一個人「如何尊嚴地活着」的問題,莫言回憶,多年後,麥田看守人已成白髮老人,他在市集上碰到這位「仇人」,想衝上去報仇,其母拉住他並說:「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並不是一個人」。
老朽想起魯迅在《學界的三魂》附記中一段話:我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或者以半牙,以兩牙還一牙,因為我是人,難於上帝似的銖両悉秤。如果我沒有做。那是我的無力,並非我大度,寬恕了加害於我的敵人。
莫言當年沒有「以牙還牙」,明顯是「無力」而非大度;想想今天的老百姓,「活在荒謬的國度」,能活得有尊嚴嗎?心有不平,即使「上訪」,何止比唐三藏取真經要經歷九九八十一難更崎嶇?上訪不成,分分秒秒會「被失蹤、被勞改」,問你驚未?「百姓當家作主」,改革開放這麼多年,可法治、「尊嚴」,對國人仍太遙遠、疏離,作為舉世矚目的大文豪,莫言豈能只談文學不談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