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若然要反映現實，尋且要批評現實，那自然離不開政治，也沒有理由與政治切割；是以莫言要「讓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這問題頗有商榷餘地。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云：欲斷今日之中國為老大耶，為少年耶，則不可不先明「國」字之意義。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治而自守之……少年莫言，目睹母親被麥田看守人掌摑，其母倒地嘴角流血，臉上絕望的神情令他難忘。這其實涉法治及一個人「如何尊嚴地活着」的問題，莫言回憶，多年後，麥田看守人已成白髮老人，他在市集上碰到這位「仇人」，想衝上去報仇，其母拉住他並說：「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並不是一個人」。
老朽想起魯迅在《學界的三魂》附記中一段話：我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或者以半牙，以兩牙還一牙，因為我是人，難於上帝似的銖両悉秤。如果我沒有做。那是我的無力，並非我大度，寬恕了加害於我的敵人。
莫言當年沒有「以牙還牙」，明顯是「無力」而非大度；想想今天的老百姓，「活在荒謬的國度」，能活得有尊嚴嗎？心有不平，即使「上訪」，何止比唐三藏取真經要經歷九九八十一難更崎嶇？上訪不成，分分秒秒會「被失蹤、被勞改」，問你驚未？「百姓當家作主」，改革開放這麼多年，可法治、「尊嚴」，對國人仍太遙遠、疏離，作為舉世矚目的大文豪，莫言豈能只談文學不談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