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最低工資立法，標準工時成為勞資角力的新戰場。勞福局局長張建宗公布標準工時研究報告，他形容標準工時遠比最低工資複雜，政府對此持開放態度，沒有既定立場。他還表示，由他掛帥的專責小組將邀請勞資商學官等各界代表，最快於明年初開始對標準工時作出跟進研究。
當局對標準工時持謹慎態度，是考慮到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及爭議性。事實上，最低工資立法只關乎收入最低一群打工仔的利益以及中小企業營商成本，標準工時則涉及全港所有勞動人口及所有企業，牽一髮而動全身，一旦立法，勢必影響工作習慣、企業文化、勞資關係以及香港的長遠競爭力，在未經社會充分、深入而客觀的討論並取得共識之前，切不可貿貿然作出決定。
觀乎外地經驗，標準工時立法莫不引起爭議及社會動盪。目前，全球有一百多個國家及地區已就標準工時立法，包括亞洲四小龍之中的台灣、新加坡及南韓，香港落後於人，這也是本地民間爭取立法的最有力根據。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各處鄉村各處例，不同地方的標準工時也是不一樣的，以南韓為例，雖然早已就標準工時立法，但勞工每年工作總時數仍然比香港為高，原因是部分勞工願意加班，而僱主也願意支付超時工資。而歐洲搞福利主義過了頭，造成產業轉移，經濟發展停滯，教訓深刻。
其實，標準工時立法不僅引起資方對營商成本上升的憂慮，亦面對不少技術性難題。以警察行業來說，若正在追捕一個罪犯，能否因為工時已到就鳴金收兵呢？再說香港有近三十萬家庭傭工，理論上是全天候當值，若實行標準工時，必然為僱主帶來極大的困擾。還有醫生、消防、救護等行業，隨時候命待召，如果劃一標準工時，並不符合市民的期望及社會整體利益。
一法立，一弊生，立法保護勞工權益當然是出於良好意願，但好心是否帶來好報，恐怕是另一回事。在香港經濟起飛的年代，人們相信只要肯拚搏，總有出頭天，打工仔往往打幾份工，若是有人呼籲實行標準工時，必定被視為「阻人發達」，而當時工作時間雖然普遍長，但勞資關係相對和諧。回歸後，這種情況已不復見，又是推行強積金，又是最低工資，又是標準工時，對打工仔的法律保護似乎日益完善，可惜事與願違，貧富懸殊的情況不斷惡化，社會和諧不再，這是值得社會反思的。
香港正走向普選，爭取勞工權益成為最能打動人心、最能吸引選票的手段，標準工時爭議只是開始，接下來還會有更多的立法，勞資角力將沒完沒了，社會爭拗將無日無之，整體競爭力將每況愈下，這決非市民之福。不斷以立法或行政手段干預市場，當經濟不再自由，香港也就不再是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