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者生活津貼」是政府繼增加「高齡津貼」至每月超過一千元之後，另一次公共財政的「結構改變」。計劃通過後，津貼即成政府經常性開支一部分，有別於政府就盈餘龐大而作出的一次過「派糖」措施。
聲稱為基層、為勞工的政黨、政客，每對政府一次過措施不以為然，認為「派糖」對紓緩貧富懸殊全無幫助，要求政府在公共財政作「結構改變」，為基層及勞工作出更多長遠承擔。
顯而易見，有助紓緩貧富懸殊的公共財政「結構改變」，一方面是增加向大財閥、大企業、投機獲利者徵稅，另一方面是加強對社會基層的各項生活保障，包括提供更多免費或廉價服務，以及現金津貼等。這就是從「結構」上加強公共財政的「財富再分配」功能。
在香港，大財閥、大企業長期受其控制的輿論機器保護，加上官商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以及普羅大眾對「不可加稅」的迷信，要求政府向財閥、企業加稅，難如登天！
然而，不向巨富加稅，不等同政府沒有推行更有利社會基層的公共財政「結構改變」的空間。政府連年低估收入，以致累積比預期大得多的盈餘，只要略為調整過分保守的預算，比前稍為進取，為基層作長遠承擔的額外資源便自然出現，毋須加稅。
當然，單靠此舉來改變公共財政結構，絕無「大有為」可能，故目下的「長者生活津貼」流於「細眉細眼」，難以對政黨、政客叫價讓步。也許，以計劃須資產審查為由而「堅決」反對的政客，不妨攬鏡自照，看看自己能否成功推動加稅：若然，不妨繼續反對，並承諾市民在成功推動加稅後，便有「大茶飯」可吃；不然，便應為自己錯誤反對有利幾十萬貧困長者的計劃，向市民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