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地討論一國兩制時，內地的學者專家都從純法律觀點看，當中不少便分不清香港與內地法律體系的差別。
香港與英美同屬普通法，內地則與日韓台屬歐洲的大陸法。當年，中國從蘇聯引進社會主義法制，偏向於德國的大陸法。兩者最根本的差別是，在成文或不成文的憲法下，普通法是以案例和陪審員為判案根據，大陸法則是裁判司制；法律精神方面，普通法是由下而上，大陸法則是由上而下，背後包括傳統因素很濃的君權天授色彩。現代化的結果，就是把君權變成政府權，天授變為人民授，政府權除選舉外，在憲法範圍內不受挑戰。
內地學者專家因此強調，香港的高度自治是中央授權，故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在香港選舉之後亦需中央批准。
我的異議是，根據中國憲法，民族自治地區的行政長官在同級人大選出後便不用上級政府委任，各級人大亦不是行政統轄，各自向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選民負責，這已經比香港特區自治為佳。
當然，內地學者專家的說法是指這些都是假的，都是由中共黨由上而下控制。但是，若我們把中共看作執政黨，當然可以由黨控制政權，但不可否定憲法規定的民族自治權。一旦執政黨轉變，憲法還是有效的。
我與他們的分別在於，我不反對中共執政，也不反對中共作為執政黨控制政權，但憲法還是相對獨立，原則上可容不同執政黨，超越黨和黨章。特別是在香港，中共不是執政黨，憲法與《基本法》的作用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