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與立法關係不能抽離社會現實，政府推出民生政策及新措施，要立法會支持，後者很自然地會研究社會各階層的取態，當然也要考慮選票因素。
社會環境轉變，令政治生態也在轉型。最明顯不過的是，年輕一代的抗爭意識不斷增強，期望通過遊行示威向政府施加壓力，迫使政府改變舊有的政策，客觀上對行政與立法關係帶來衝擊。
回歸十五年，經濟與民生領域積累大量深層次矛盾，加上經濟周期的大幅波動，影響年輕一代的前途至深。樓價近年持續飆升，上樓難是鐵一般的現實，年輕人轉向申請公屋，人數大幅增加，是上佳證明。
私人市場的薪酬水平，過去十年停滯不前，除了個別行業偶有驚喜以外，不少是向下調整，即使大學畢業生，收入水平也較上一代下滑，年輕一代的怨氣可以想見。
值得注意的是，知識型經濟的職位，在市場並不多見，薪酬待遇較差的職位，則比比皆是，對年輕人欠缺吸引力。整體環境，令社會向上流動多障礙，年輕人看不到前景，也就不難理解。
近年反對地產霸權之聲高唱入雲，激進勢力直指官商勾結，矛頭指向政府，在年輕人中極富煽動力。加上此輩認為現行諮詢渠道不通，政府不重視他們的意見，只有通過社會抗爭與反抗運動，才有望改變不利處境。民粹主義與激進主義在香港迅速冒起，是有社會基礎的，本港政治生態激進化，其來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