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終審法院門前有一尊象徵公義的泰美斯女神雕像，左手持劍，代表權力，右手持天平，代表公正；女神蒙着雙眼，代表大公無私， 一視同仁。遺憾的是，在現實當中，司法不但不是人們想像的如此公平公正，反而往往成為當局親疏有別、打壓異己的政治工具，所謂司法獨立，與司法獨大只是一字之差而已。
《明報》○八年藉報道「香港拉登」馬照聲之消息，誹謗《東方日報》及其管理層，東方遂對《明報》採取法律行動，高院原訟庭裁定《明報》誹謗罪成，下令向東方賠償一百八十萬元，但上訴庭卻將賠償額大幅減至二十萬元，東方因此再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終院法官認為上訴庭更改後的賠償額確屬偏低，惟仍然決定維持上訴庭的判決，理由是「並無違反法律原則」。
事實上，所謂法律原則，只是司法機構自說自話。從賠償一百八十萬元，一下子減至二十萬元，司法機構前後矛盾，相差懸殊，實在不能不令人懷疑，法律原則到底何在？司法公正和尊嚴又何在？在案件中，東方是受害者，既被誹謗又遭大幅調低賠償，不啻受到「雙重傷害」。
正如執業大律師龔靜儀指出，原訟庭與上訴庭判罰金額相差這麼大，並不常見，今次判決對社會有負面影響，可能令遭誹謗人士基於金錢考慮而未敢循法律途徑討回公道。學者宋立功則質疑，兩案判罰金額相差巨大，令人感到判決是否標準不一。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更直指判決對東方不公平，變相懲罰入稟討公道的受害人，日後或會令誹謗他人的行為更加大行其道。
古人說：「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化名「香港拉登」的馬照聲，當年以逼「千古罪人」董建華落台為名，聲言已在超級市場食品中落毒，東方報業集團洞悉其奸，恐防事件危害無辜市民，於是挺身向當局舉報，警方根據東方提供的線索，在超級市場內找到被落毒的食品，將馬照聲繩之以法，判囚六年八個月。馬照聲本是罪有應得，但他在獄中不知悔過，反而對東方心生怨恨，刑滿出獄後立即展開連串報復行動，結果因恐嚇及勒索東方而二度入獄。後來又因為藐視法庭罪第三度入獄。
事情的是非黑白本來一清二楚，自詡「公信第一」的《明報》助紂為虐，與臭名昭著的「香港拉登」遙相呼應，以報道消息為名，行誹謗東方之實，結果受到法律懲罰，絕對是咎由自取。沒想到司法機構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甚至反過來變相懲罰受害者，簡直匪夷所思。
所見既可駭，所聞良可悲。東方盡好市民責任挺身檢舉「香港拉登」的違法行為，以免無辜市民受害，換來的卻是被人無休止的抹黑、挑釁、滋擾、誹謗，特區政府態度曖昧，姑息養奸，東方要靠自己循法律途徑討回公道，本來已是相當無奈，如今連法律途徑也此路不通，司法機構懲善賞惡，既令人不解，更令人悲憤！
事實再次證明，這年頭好心沒有好報。東方報業集團堅持正義，長期被人針對，受到打壓，贏官司輸訟費的事情已經見怪不怪了。九六年《蘋果日報》娛樂版擅自盜用當時仍是東方旗下刊物《東方新地》一篇題為「王菲懷孕乘飛機」報道中的獨家照片及雜誌封面，東方告《蘋果日報》侵權勝訴，但僅獲賠償八千零一元，反而要負擔對方一百萬元訟費；東方不服，一直上訴到終審法院，即使次次勝訴，最終仍要負擔合共二百多萬元訟費，可謂咄咄怪事。
上枉下曲，上亂下逆。香港號稱司法獨立，香港人為了維護社會公平公義，為了維護法律尊嚴，將所有希望都寄託在司法之上，授予法官至高無上的權力，可惜，這些權力不但沒有用在維護社會公義及儆惡懲奸之上，反而成為當局親疏有別、打壓異己的政治武器，法治淪為欺人之談。
香港回歸十五年，董建華八年之亂固然一無是處，而曾蔭權治下的七年更是一塌糊塗，很多人認為香港要撥亂反正，必須寄望於第三位特首身上。然而遺憾的是，新政府上場後，亂象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在泛政治化的情況下，整天吵吵鬧鬧，永無寧日，香港人眼見的都是顛倒黑白的荒唐事情，耳聞的都是「反中亂港有賞，愛國愛港有罪」的混帳邏輯，在一片「去中國化」的叫囂中，香港不知何去何從。可以肯定地說，至今為止香港並沒有真正回歸，唯一的改變只是五星旗取代了米字旗，洋奴承繼了他們舊主的權力。最不堪的是，司法大權仍在洋大人手上，他們高高在上，呼風喚雨，不僅沒有為香港人帶來公平，反而增加社會不穩定。
善有惡報，惡有善報，這是何等的不公；愛國有罪，反中有賞，這又是何等的荒謬！特區當局倒行逆施，尚可以理解為港英餘孽的「歷史強盜基因的惡性遺傳」，然而觀乎當今中國國家機器之反常運作，是非不分，敵友不辨，忠奸不明，善惡價值觀被嚴重扭曲，已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中央政府經常強調要壯大愛國愛港力量，問題是，哀莫大於心死，在妖孽為患、黑白顛倒的今時今日，誰還願意愛國呢？
「莫邪利劍今何在，不斬奸邪恨最深。」這是宋代詩人的詩句，也是當今港人的心聲。何時何日，我們方能手持莫邪利劍，將禍港殃民的奸邪一一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