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央政府早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時，在香港制訂《基本法》時，在整個香港過渡期，都不斷強調九七後是真正「港人治港」，絕不會「京人治港」，中央絕不派一位京官進入特區政府內。中央如此「決絕」地區隔「兩制」，如此清楚地區隔「港人」「京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防止中共的「京官文化」滲透到香港特區政府，滲透到香港的公務員官場。只有做好這方面的區隔和防範，才能真正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然而，中央的大政方針雖然設計得很好，很有「防範性」、「區隔性」，但做起來，就有可能不自覺地「京味」泛出，中共的「京官文化」還是會滲透香江，逐漸影響香港傳統的「港英官場政治文化」。例如，港人董建華一當上特首，他的「政治地位」，「官制待遇」就是中共官場的「副國級」，跑到北京述職，一下飛機就享受「一級警衞」，讓這位「港人特首」實實在在地享受社會主義超級大官的官威。這對「港人治港」和「治港」港人會造成甚麼影響呢？會對香港的官場文化造成甚麼衝擊呢？過去香港港督返祖家英倫述職，有沒有一下飛機就「警車開路」、享受「國家領導人」的待遇？會不會擺這種官威官派呢？那些港督無論是在香港還是臨時返英倫公幹，還不是一如既往的公務員心態嗎？有沒有面臨政治文化完全不同的官場差異呢？
那個時候，除了特首董建華外，香港「公務員之首」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上京公幹，也是享受「高規格」的中共官場待遇，也讓她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甚麼才是官威官派官勢，感受到了中港兩地、兩制官場文化的大大不同。中共官場的官威官派官勢背後是一整套官場政治文化，「享受」其間就要受到其官場思維和語言的影響。中共領導人的那套官話和思維方式，香江特首和高官們一開始可能不習慣，漸漸的，他們在享受天朝官場「待遇」的同時，就會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變得也要講「中式官話」，用「中式思維」了。慢慢的，香港官場、香港官員就會「京味」十足也。
董建華在出任特首之前，是個「愛國商人」，沒有做過官，對中港兩地官場文化差異的敏感度或許還沒有那麼高，感覺不那麼強烈。到了曾蔭權當特首，那就更令他「喜出望外」，「燒」得不行。曾蔭權在港英政府為官幾十年，一生追求官位、官威、官勢、官權，但在英式文官公務員體制下，這些當官的「好戲」頗為有限，就是當了港督又能怎樣？然而，回歸了，當上特首了，曾蔭權的「官感覺」那就「新舊社會」兩重天也。他享受到了中共官場「副國級」待遇，小人得志自是更加猖狂，忘乎所以，最終走上了以權謀私的貪腐之路。在海外公幹時，也要揮霍公帑，享受「總統」級住房、排場待遇。這不能不說和中共官場把他的「胃口撐大」、「欲望增強」、真以為自己是「國家領導人」有關也。
十五年來中共官場那套東西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對香港的官場、政壇中人影響至大，這套東西不防範，遲早會把「治港」港人「改造」成治港「京人」，把港官變成「京官」。糾偏之道在於香江輿論媒體對他們的揭露和監督，在於司法、立法機制對他們的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