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治下，中國知識分子中始終不在政治上「投共」、「思想上靠攏」的最出名的大師是歷史學家陳寅恪。
一九四九年後，學術界的一些大人物如陳垣、馮友蘭、俞平伯等都紛紛向中共輸誠，響應毛皇帝號召，認真「改造思想」，自我批判，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重新審視和檢討自己過往的「學術研究」，不過，只有陳寅恪拒絕曲學阿世，拒絕如此「洗腦」，拒絕放棄自己的學術主張。
對中共來說，陳寅恪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改造」中久攻不下的堡壘，是一個怎麼洗也洗不乾淨的「花崗石腦袋」，又臭又硬。只是陳寅恪確有雄厚的學術資本、崇高的學術地位，令當局不敢對他輕舉妄動，相反還要「盡量做好爭取工作」。
一九五三年，中共當局請時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的陳寅恪赴京，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一直和陳寅恪關係極熟的「入室弟子」汪籛帶着郭沫若、李四光等「學界大腕兒」、「中共領導」的信函南下充當說客。當局估計陳寅恪不會「欣然北上」，但也沒想到陳寅恪敢在當年那種政治氣氛下向毛皇帝提出「狂妄自大」、「反動氣燄極為囂張」的條件。
陳的條件是：
第一，讓我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可以，但中古史研究所的研究「不宗奉馬列主義，不學習政治」，「不止我一人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第二，「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自由」。
當時的陳寅恪早已雙目失明、高齡多病之身。他敢向最高當局叫板「應從我之說」，所恃者就十個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在堅守自己的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