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董建華、曾蔭權不同,梁振英是主動積極爭當特首的。那麼他爭當特首的目的是甚麼呢?耀祖光宗乎?建功立業乎?滿足個人掌握香江最大權力欲望乎?還是真想為香港做些有益的事情?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真有使命感?
也許以上的「因素」都存在,但是為私抑或為公的出發點還是極為重要、大有分際的,是他能不能當好特首的大前提。就算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也有輕重之分,決定他會是一個甚麼樣的特首,幹得怎麼樣的特首。作為香港市民和媒體,我們對他的判斷,只能通過他的行動,他的所作所為,他制訂的政策才能得出結論。因此,從七月一日開始,第一位的事情是給他時間,給他表現自己、實踐競選諾言的時間。當然從這一天起,我們對他的監察、批評、匡正也已經開始。無論他當特首的目的是甚麼,無論他最終幹得怎樣,都會在媒體、輿論、民意的監督之下,都要隨時接受揭露和批評。
梁振英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時,就成為北京花大力氣培養的未來「港人治港」的精英,他就有了「左」的標籤,甚至被疑為「中共地下黨」。
按照當年「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國策、要避免「京人治港」、「共產黨變相治港」,梁振英再怎麼被北京培養,再怎麼九七後重用他,也是不能出任行政長官的。因為「會引起港人恐慌」,「對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利」等。對此,「政治覺悟很高」的梁振英也很明白,香港九七後一段時間,梁振英多次講過他沒打算當特首,雖然他坐上了行政會議召集人的重要位子,為能當上特首積累了重要資本,但他知道,北京並沒有讓他當特首的打算。北京那時全力培養的是「政治上比較中性」的「愛國愛港商人」之後代唐英年。
然而,形勢的變化最終改變了梁振英的想法。比董建華更加無能、「禍港殃民」的曾蔭權上台後,梁振英發現像他這樣的「左派」未必沒有當特首的機會。北京對「港英餘孽」治港、「公務員治港」、「商人治港」皆極度失望。在香港回歸已經多年,「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大體上得到貫徹落實,國際社會口碑不錯的情況下,北京過去的顧慮有可能大大減低,港人也不會像以往般對梁振英這樣的「左仔」當特首那麼抗拒和擔憂。
在此判斷分析基礎上,梁振英改變了想法,決心參選特首。正是這樣的背景和心路變化,使梁振英不像董建華和曾蔭權似的,在當上特首之前完全沒有如何施政治港的準備,而是早在競選特首兩年前,就「靜雞雞」思考執政理念和政策,落區了解民意民情和政治經濟、民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因此,香港市民有理由相信梁振英想當特首是有要治理好香港的使命感的,他提出的政綱和執政理念也是在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基礎上能切實解決實際問題的。
有這樣的底子和政策逐漸推動,香江民眾對他上台執政抱有「合理期望」。而反對派及建制派的抽水政客,這一個月來抓住他的僭建大屋問題和治港班子中的一些醜聞大做文章就很難傷到他的根本,造謠中央要換掉CY也成了可笑無稽之談。梁振英和管治班子的民望也就未跌反升,反對派很是沒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