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政府提出要在一九九七年如期恢復在香港地區行使主權。雖然稍後鄧小平創造性地倡導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偉大構思，但當時香港人仍抱懷疑態度，將九七視為「大限」，部分人是抱着「走着瞧」心境。臨近九七，外國權威雜誌更斷言：「香港已死。」
過渡期港人對回歸後是否真正落實「一國兩制」半信半疑以及西方雜誌的悲觀預言，其實有着深刻的原因：儘管中國政府在遵守對外條約方面有着良好紀錄，且一九八四年九月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已在聯合國備案，港人應該對中國政府信守「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有信心；但是，當港人想到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本性」時，怎能不擔心？因為：
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恩格斯一八四八年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我們的全部綱領概括為一句話，就是：消滅私有制！」而私有制恰恰是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石！這教條正是懸在港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一九四九年中共攻下天津、上海等工商業大城巿後，曾一度提出過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甚至安撫資本家「剝削有功」，結果不到幾年光景就「共產」了！
文革十年，左的一套發展到極致，動輒「割資本主義尾巴」，「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更令港人憂心的是，中共黨章在一段長時間仍將黨定性為「無產階級戰鬥的先鋒隊組織」，宣稱「用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如此「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理所當然使港人對中共實施「一國兩制」的信心打折扣。
俗語「心病還須心藥醫」，港人對「一國兩制」疑慮的「心病」，終於在本世紀初出現了「心藥」，就是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提出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面世，是中共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的一次飛躍，是改革開放經驗的理論昇華，是中共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的標誌。「代表先進生產力」，包含了巿場經濟和科學；「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涵蓋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共同成果自由、民主、法治等概念；「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自然包括了人權、平等。「三個代表」亦與普世價值找到交集點，令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有了理論基礎上的依據！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三條終於寫上了「國家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和「國家尊重公民的財產權和繼承權」，並據此制訂了《物權法》。這一系列法律改革，充分顯示執政黨在「三個代表」指導下的與時俱進：「以階級鬥爭為綱」路線一去不復返；發展生產力成為執政黨首務；巿場經濟已取代計劃經濟；公民私有財產有了法律保障；企業家也可以入黨。因此，中國共產黨人履行「一國兩制」的誠意已有了嶄新的令人信服的理論基礎，這就從根子上消除了港人的「恐共」心病！由此可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實鞏固了「一國兩制」的基礎。中共的理論創新，加強了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