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到九月立法會選舉期間，一切可以政治化的事件都會被政黨盡量利用，僭建如是，平機會與行政會議角色衝突如是，甚至立法會拉布也如是。這種發展，是民主成長的一種進程，不僅是參與其事的政治黨派和人物的事情，也是整個香港所要面對的事情。搞民主，不能單靠制度，也不能單靠好官，而是要由市民承擔起最後的責任。孰是孰非，不是哪一個人能說了算。
林煥光先生上周面對一些質疑和指摘，認為身為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同時兼任行政會議召集人，乃是嚴重的角色衝突。在這基礎問題上，又延伸出另外一個爭議，就是林煥光的取態，像李鵬飛的評論，認為是搖擺及欠缺承擔。這兩個問題涉及問題的本質和當事人的處理手法，理該分開討論。
首先，我們必須對行政會議以及平等機會委員會兩個機構有充分認識，行政會議本身不屬於政府的行政體系之內，不掌有行政資源與權力。在《基本法》內，歸屬到行政長官的章節，功用是協助行政長官制訂政策。這種工作關係，不能簡稱為諮詢，更不能視為智囊。依《基本法》條文的解釋，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這是恰如其分的。
至於平機會是法定組織，負責執行《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和《種族歧視條例》等，在本質上是一個執行的機構。林煥光在平機會，只是執行政府法例，而不能凌駕政府，故林先生不加入行政會議，並不能增大平機會的自主性和權力。把行政會議的職能和平等機會委員會的功用放在一起比較，就可以見到其中並無衝突，行會非官守成員全部都有自己的專業和工作，加入行會，一定存在多重角色，多重身份，而行會非官守成員的作用，也正正在於其多重身份及角色，對司局長等專職官員是一種補充，形式較接近大企業的獨立和非執行董事，但態度就更積極進取。
不同行業或專業，都希望有代表能進入行政會議，把他們的觀點帶到最高決策機構。如果林煥光是平機會的負責人，在政策把關時總會對平等機會有相當的敏感度。他缺席於行會，不會增加平機會的權力，他的出席，起碼可以多一分平等機會的警覺和投入。衡量之下，反對林先生在行會的，究竟作何設想，是為平等機會的理想出力，還是有其他目的？
至於批評林先生搖擺的就更屬無稽。林先生面對外界的批評，他可以選擇的有三個方案：一是堅持己見，不理外界有反對聲音，留在行會；二是馬上接納反對意見，立刻辭任行會；三是留有一點餘地，向後退半步，先聽一聽公眾的意見，比對一下自己原先想法，然後再作決定。
在政治上而言，第一個和第二個選擇都不可取，第一時間斷然拒絕，不但無助平息紛爭，甚至會授人以柄，成為另一個攻擊目標。至於馬上辭任行會，在論據上並無支持點，而倉卒下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也不是應有的負責任行為。所以，唯一可取的就是第三個退半步的方案，先不設立場，聽完公眾的意見之後再作決定。但有人認為這預先設了結局，一定等同辭任行會收場，那不只是一廂情願，也是以一己企圖，加諸他人身上。
香港困局其中一項是政治人才嚴重不足，像林煥光這種具有豐富公共行政經驗的人根本不多。一些虛無縹緲、以何等模樣發生的所謂角色衝突的憂慮，就犧牲一位可以向行政長官出策建言的人士，並非香港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