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的問責班子需要的不單只是司局長、副司局長、政治助理，更需要司局的政策研究組織、預算經費與人才。
當然，特區政府有中央政策組，但近年其作用和影響比前不如：一方面是曾蔭權重用特首辦而少用中策組；另方面，中策組的政策研究能力有限，隊伍規模小，就算外發研究也不多，涵蓋範圍受資源限制沒法擴大。結果，中策組流於搜集意見，除了民調，便是通過兼職顧問的參與來取得他們所代表的一些意見。
特區政府的重大政策決定，都沒有詳盡的調查研究作為基礎。像台、星、韓、日乃至大陸政府，借重、聘用科研和大學人員擔任決策職位，參與決策過程都比香港多。
此外，香港還是受制於殖民地的政務官傳統，不重視研究和科研學界的專業意見、建議，具體情況更表現在港府缺乏研究機構。反觀新加坡政府的政策研究機構放在新加坡大學；內地政府更是每個部門都有政策研究室，地方和中央有各個層次的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和社會科學院，重要的決策都有政府內外的科研專家與學者參與；至於日本，政府成立具決策和政治影響力的委員會，不少由大學教授領導，每個部門都有系統內外的政策研究機構，而在政府以外，還有眾多民間和企業研究機構。
香港的大學缺政策研究的部門和人才，政府內也沒有相關組織和人才。特區政府就好像香港的企業，老闆話事，缺乏集體智慧和專業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