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權貴人士，多年來連人帶錢捲逃和移民外國的眾多，甚至到了無法統計的地步。這些人士基本上可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貪官，事發之前或之後潛逃外國，以逃避法律審判。據統計，過去十二年，中國檢察機關共起訴一萬八千名外逃或試圖外逃的貪官和國家企業高層，涉及轉移出境的資金高達二萬七千億美元。
第二類是裸官，就是人還在官場，但家眷卻已經移民外國，當然他們帶去的也有不少財產。裸官不少也是貪腐之官，只是還沒有東窗事發。他們還要利用權勢多撈幾把，待來日出國逍遙去也。
第三類是大款，即許多大中小型民營企業主。他們對內地的法治和政治生態沒有信心，賺了錢沒有安全感。像重慶的打黑也黑打了不少民營企業主，又像浙江的吳英案也涉及對民營企業主融資被黑打的種種問題。所以民營企業主賺了錢，十個有十個將資金移出海外，至少也用來在香港買幾層豪宅。至於高價買文物書畫名錶首飾之類，也是方便把這些東西轉移出外。
第四類是權貴二代出國留學，順便在外國建立一個「據點」。權貴二代三代出國留學的十有八九，學成不歸的也有六七成。典型的便是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既留英又留美，報載便是管理薄家轉移出外的財產。
問題的嚴重性，就是這些有權有勢有錢的高層人士，就是對自己國家的政權沒有信心。他們深知，中國官場商場貪腐情況的嚴重性，決不能用只有一小撮來形容，而是相當「普及」。愈是基層，貪腐的嚴重性愈令人吃驚。同時，公費消費的驚人：公費吃喝、公車濫用、公費旅遊，已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這一筆國庫的支出，與貪腐的將公化私可相媲美。由於官場貪腐引起群眾不滿，所以全國各地的群眾騷動此起彼落。加上社會上的貧富懸殊已到了臨界點，古人所稱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正在中國大地重現。難怪全國維穩經費已經超過了國防開支！其實中國官場不是沒有健康力量，可是掣肘太多，傳統勢力超過健康勢力。有的有心人雖處領導高層，也有「孤掌難鳴」之嘆。
本報日前《神州觀察》曾有「知青躋身廟堂，改變政治生態」之論，認為「十八大」後，當年上山下鄉的知青，將在會後全面上位，以他們上山下鄉的經歷，與廣大農民職工基層「風雨同舟，患難與共，有苦難，也有磨練」；並以習近平、李克強、李源潮、令計劃、盧展工等人為例，認為他們有務實與開明的特質。「他們一旦掌握國權，勢必對現在的政壇產生一定的衝擊」。這是善良的願望，但願如此。
中國是人治的社會，如果有強人政治，也許會扭轉乾坤。七十年代末，毛澤東留下一個爛攤子，只有鄧小平這位強人，才能倡導改革開放，打破傳統保守勢力「兩個凡是」的枷鎖，走上巿場經濟的解放生產力道路。
但各種保守傳統勢力的反撲，又導致「六四政治風波」的悲劇，使一個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走回頭路。也只有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加上大勢所趨，才有後來二十多年的經濟發展和國力增強。
最高層如能觀點和行動一致，開明改革，而不是互相扯皮，加上廣大群眾推動，相信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