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央人民政府透過《基本法》授予香港「行政權、立法權和獨立的司法權」，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根據憲政倫理，香港「獨立的司法權」是相對於本港「行政權、立法權」的「獨立」而已，絕非「獨立」於其權力來源即「一國」主權，這是應有之義，也屬常識。
香港並非一個政治實體，也不是聯邦制國家中的成員國。香港特區與中央政府是從屬關係。作為一個地方行政單位，香港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都不能作出凌駕國家主權的行為。行政主導自回歸後「今非昔比」，出現「司法獨大」的現象，主要癥結在委任法官和法援署署長時，沒有確保他們正確理解《基本法》和「一國」主權的原則。
香港法官如果缺乏對「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認同，會導致司法獨立蛻變為「司法至上、法官治港」，擾亂憲制秩序和法治環境，令社會整體利益受損。因此，特首在任命法官及法援署署長時，應要找一些真正認同「一國兩制」及深刻理解《基本法》的法律精英，不可以讓滿腦子殖民時代價值觀，不知「一國」主權為何物，將香港當作獨立政治實體的人士佔住位置。
行政主導是百年香港成功基石之一，亦是《基本法》設計的重要原則，特首負責執行《基本法》，向中央負責和對香港負責，也只有落實行政主導才能履行職責。香港一向的司法傳統，法庭對本身權力相當抑制，亦盡量避免介入政治及政府的行政當中。這種對司法權力的戒心是優良的傳統，也是香港司法獨立的重要元素。但是，「真理向前走多半步就變成謬誤」，回歸後某些法官沒有拿捏好司法獨立分寸，處處顯出「司法獨大、法官治港」的心態，無視「一國」主權，挑戰憲法和《基本法》的憲制原則，不顧最基本的常識，忽視看得見的公義，作出令市民和社會不得不承擔嚴重後果的判決，遺禍深遠。
從回歸後一些居權案和去年的港珠澳大橋案看，法官和法援署署長的作用十分關鍵。九九年一月的「吳嘉玲案」，終院法官裁定港人所有內地子女均可享有居港權，九九年六月人大釋法，指出在出生時父或母都未成為香港居民的人士沒有居港權。可惜在○一年七月的「莊豐源案」中，終院法官認為人大的解釋只是附帶意見，對本港法庭沒有約束力，並表示《基本法》的有關條文應當照字義理解，不能按「立法原意」解讀。不但如此，終院還以根據籌委會的意見並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確認制訂的《入境條例》有關條文牴觸《基本法》而宣告無效廢除，這是香港「雙非」問題的根源。今天「雙非」問題之所以成為沉重的社會包袱，說到底是本港司法權背離「一國」主權帶來的惡果！
再看去年的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港珠澳大橋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所通過的「十二五」規劃中的跨境大型工程，有關環評報告業經國務院批准。本港法援署受理該案的法援申請，以及法官受理該案司法覆核，並以主觀的「新演繹」判港府敗訴，實質是「犯上作亂」，挑戰國家的權威，完全違反政治倫理。其後雖然港府上訴得直，但工程受耽誤，浪費大筆公帑，良可浩嘆！因此，香港特區司法權絕對要尊重、服膺「一國」主權，否則，讓「司法獨大，法官治港」錯誤傾向蔓延，不僅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被閹割，「一國兩制」將面目全非，管治權也將不知落入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