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之所以能打敗唐英年當上特首，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參選過程中保持了高民望，而中央又改變了以往的「選人」標準，將能否獲得「較高民望」作為三大條件之一。梁振英當時之所以有較高民望，因他在參選特首做準備工夫之時，就將今次選舉界定為不但要爭取「小圈子」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面對七百萬香港市民，爭取民意支持。
為此，梁振英花了最少兩年時間「走基層」，接觸香港各界特別是社區草根，並以此制訂參選政綱、確立執政理念。這些工夫和做法，大家都看在眼裏，覺得他很有心「做好呢份工」，故他的民望一直遙遙領先「富二代」的「官老二」唐英年。
因此，可以說，梁振英是很重視民意的，是很重視了解民情民隱的，他的執政理念和政綱也是頗為貼近民眾、貼近實際的，發現問題後，他也是很想盡快解決的，此所謂「急民所急」。然而，這不代表他完全了解百姓之所憂，不代表他完全了解百姓之憂背後一些深層次的東西。於是他「急民所急」而提出的一些「解決問題」的辦法也就難免撞板，撞在百姓深以為憂之處。例如他推出政府架構重組方案，也即「高官問責制」的五司十四局方案就觸到了百姓和民意憂處。
他事先沒有對民眾作出解釋，更無任何諮詢，就快刀斬亂麻地要立法會在指定時間內通過方案、撥出款項，就顯得很「狠」也。要知道，香港社會已經民智大開，公民意識高漲，見識過多位首長的「雷霆」手段，很不喜歡這種「省略程序」的執政作風。
梁振英說他參選政綱中已有了增設兩位副司長、文化局的內容，大家並沒有太多疑慮。然而，這能代替對民眾的解釋工作和諮詢嗎？政綱中的這一「細枝末節」在競選烽火中連浮光掠影都算不上，如今是要向立法會提出「政府架構重組」，成了重頭大戲，兩者之分量已有天淵之別，CY怎麼好意思「相提並論」呢？怎麼好意思以此開解呢？
梁振英說○七年曾蔭權政府在重組架構時也沒有向民眾解釋，也沒有諮詢，就拿上立法會很快通過了。
看來，CY忘記和忽略了三點，一是○七年曾蔭權是連任行政長官，他的改組架構也沒有增設兩個副司長這麼大「動靜」，沒有增設「文化局」這麼富爭議性；二是CY今次競選特首成功，相當程度有爭取民意支持、「打民意戰」的成分，也即是說對他的施政，民意的「介入」遠遠超過曾蔭權，因此，CY怎能將自己的工作方法和曾蔭權相混同呢？怎能把自己降低到和曾蔭權一個等級上呢？三是曾蔭權擴大高官問責制把香港管治搞得一團糟，令這個制度讓港人失去了起碼的信心，在此情況下，CY把已經擴大的問責制再擴大，疊床架屋，民意當然會憂上加憂，疑上加疑，對CY的「不解釋」、「不諮詢」就匆匆上立會不理解、有疑慮也。
有了上述背景，香港立法會的代議士們、反對派們當然就找到了大把理由阻撓「梁方案」通過，而梁振英和羅范椒芬至今無法拿出強有力的說詞向公眾釋疑，香江主流媒體輿情也未必認同「梁方案」的內容，看不出它的必要性，「梁方案」上立會乃成箭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