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講究知人論事，特別重視人的作用。司馬遷之《史記》描述品評人物皆以事為依託，展開他的紀錄和史評。當年有一位周姓教授問梁啟超，清末民初之時先生的文章影響巨大，一文之出，天下雲合而響應，如今還有人記得嗎？梁任公答，不記得了，周教授說，然太史公的《史記》千載而下虎虎有生氣，這又何故呢？梁任公答，太史公的文章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這個「言有盡而意無窮」就在於太史公的《史記》注重對人的描述和評品。歷史事件、發展過程皆是歷史之「化石」，早已死寂，惟「當事」之人、「當史」之人的言行和作用還會影響後世，還會成為鏡子，讓人鑑往知今。因此，太史公《史記》之出，成為中國史學傳統後，大凡自以為可在歷史上留名者，多很在意「後人的評價」，在意「歷史上的名聲」。就是一些不會「青史留名」的普通人物也會很在意身後名，別讓人「戳脊樑骨」、「別讓人罵」、「別給祖宗丟臉」、「別讓後代抬不起頭做人」……可見歷史對人的評價、史筆對人的評價會深深影響整個社會人的道德觀、價值觀。
現代社會早已「禮崩樂壞」、「人心不古」、「道德淪喪」。不少當朝當政之人已經不大在乎歷史評價、後人月旦了。他們多是看重眼前利益，看重在位時個人的榮華富貴、威風權勢，為此不惜胡作非為，遭人唾罵而不在乎。例如香江特首曾蔭權雖然執政七年，但在港史上必以臭名留之。七年來他幹的那些臭事、爛事不會被史筆詳記，但會被「抓住」幾件有代表性之醜聞來刻畫其人之猥瑣、貪婪，他將以這樣的形象走進歷史，七年來香港的亂象、衰敗將以此入其人之數。正如史有所云，紂之不善，天下之惡皆歸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