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制度與港府近二、三十年推行的服務業外判制相矛盾。
外判的目的是政府和大企業為了減低工資成本支出。在沒有最低工資保障下，外判公司可以低價投標，並以更低價壓縮工資支出，讓它們在低價投標底下還有利潤，結果是政府和大企業減少支出，外判公司老闆賺了錢，外判公司的工人卻承擔了所有的壓力，用他們不斷下降的工資來創造外判公司的利潤和政府等的削減開支。此所以在最低工資制之前，清潔、保安等外判服務工人的工資可以不斷減少至三、四千元但卻有極長的工時，且傳遞到其他行業，形成惡性循環。低工資、長工時造成了廣泛的在職貧困，以及相關的家庭問題、社會問題。
最低工資的作用是在綜援之外對工人增加多一重保障，使工資競相下減的惡性循環得以抑制，縮減在職貧困和相關的問題。可是，通貨膨脹和政府公屋供應不足同時侵蝕最低工資，而原來定下的時薪二十八元的標準也偏低，政府仍然不願意在工時方面限制，即沒有合理的較高補薪。因此，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再次成為當前急務。
當服務業的工資不能減，政府外判的意義便失去。在最低工資的保障下，外判公司還要賺取以往的較高利潤，外判的價錢便不能一直下調，反而會急速上調。外判變成增加成本而非減低成本，對於政府和大企業來說，額外支付外判公司的利潤便極不合理，倒不如按最低工資自己僱用低級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