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界僭建問題不能抽象地講法治精神，因為從港英時代到回歸之後，港府長期公權力不作為、執法缺位，對新界原居民起了誤導作用，以致僭建成風，形成「法不罰眾」格局，政府本身要負上很大責任。
一九○五年舊例批出之村屋並無高度限制，如果用丁屋法例套上去未必妥當，在法律觀點未澄清以前不可亂扣「僭建」帽子。
最重要的是，新界僭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星羅棋布的僭建牽涉千家萬戶。若查出有安全隱患，冧樓死人，為公為私都應清拆；若超標建築並無結構性危險，已成為原居民家園一部分，如果政府強行清拆，導致新界數以萬計原居民無家可歸、流離失所，且業主需支付一筆為數不菲的清拆費或因此欠下一屁股債，所產生的社會民生問題，誰也難以承擔，因而不甚可行！
筆者身為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參考過一九七四年港督麥理浩「特赦」警務人員以往貪污行為的廉政歷史經驗，曾經提出對不存在安全隱患的新界僭建物「特赦」，即免予清拆可酌情補地價，但今後從嚴，一寸僭建都不通融的建議，此乃保持新界和諧穩定的最佳辦法。當年警務人員搗毀廉署辦公室後，港府才緊急宣布特赦，希望港府能以史為鑑，不要「踢到鐵板」才對新界僭建「特赦」，勿謂言之不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