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香江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都將換屆；三個月後，中共將召開十八大，開始「習近平時代」。
不管習近平能否全面接班，「香港工作」必由習近平主導。因此，相信新特首和新政府的人事更替，必由習近平說了算。
五年前，中共十七大確立了習近平「王儲」之位時，就從曾慶紅手裏接下了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的職務。五年來，他對香港工作和人事已經相當熟悉。沒有這種熟悉，就不會有今次特首選舉認可建制派兩名候選人競爭的新做法。所謂「新人事，新作風」，習近平在「榮登大寶」之前已經在香港特首產生問題上有所展露。
習近平的「新做法」無疑是頗有遠見的。因為習知道在他全面主政期間的二○一七年，香港極有可能實現「普選特首」。這意味着在競爭中「能者居之」，意味着「民望較高」者居之。而誰是「能者」，誰民望較高，必須經受競爭考驗和檢驗，不是北京說了算，也不是「小圈子」關起門來說了算，必須「開放」，面對七百萬市民。因此，今次挑選特首，引入競爭機制，就是「一場認真的演習」，是根據《基本法》的精神「循序漸進」發展民主、走向普選的必要步驟。
這樣的演習和步驟是堂堂正正的，不含政治「陰謀」，中央希望是「君子之爭」，也希望競爭的結果能夠和香港的社會民情相呼應，選出一個「能力較強，民望較高」的人當特首，中央真的不希望「暗中操作」影響選舉結果，如果這樣，將有違「新做法」的初衷。
然而，中央卻有估計不足者，這就是「小圈子」的人事構成。唐營人數眾多，而且有不問是非，只問利益、不問民意，只講私情的強大慣性，「君子之爭」變成了「曝醜之爭」，雙方「仇恨加深」，中央不出手，問題無法解決，然中央出手又後遺症多多，「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陷入兩難之局，這些是今次「競選特首」一開始就顯露出來的。
中南海最初認可了唐英年、梁振英兩位建制派競選特首，一個基本假設和自我估計，是可以在整個過程中大致掌控「小圈子」中的建制派之「投票取向」，大致上認定唐、梁之爭能夠是「君子之爭」。只要是「君子之爭」，就是「理性之爭」，就是「比政綱，比能力」之爭，建制派就不會「大分裂」，唐營、梁營就不會「傷和氣」。只要氣氛理性良好，中南海「隔岸」觀察唐、梁二人誰的民望比較高，誰的能力比較強，便可心中有數，到了最後關頭，不難令「小圈子」中的建制派既順應民意又合朝廷之心選出「三贏」局面之特首。
然而，中南海大跌眼鏡，唐、梁並非「君子之爭」而是「互揭醜聞之爭」、「互相抹黑之爭」。此種「劣質競爭」，大傷了唐營、梁營，他們勢成水火，矛盾不可調和，互欲置對方死地而後快。這種情況下，中央已很難展開「調控」兩營的工作，用所謂「顧大局、講團結」，用所謂「兄弟同心，其利斷金」等大道理已很難化解這場「兄弟鬩於牆」之爭鬥。何況唐營自恃「財大氣粗」、「勢力深厚」，更不把中南海未來「新主」放在眼裏，讓他們「顧全大局」，和中南海及香江民意「保持一致」、棄唐轉梁幾無可能。十五年來，在香港問題上，北京之失算莫過於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