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家的一大特點就是記人頗詳，重視個人的表現和地位，以人為主，以事為副，此所謂「未有不得其人而能得於其事者」。這個史學傳統和特色始於司馬遷寫《史記》，司馬公遂成中國最偉大的史學家。另外，因為寫史重人，《史記》又很重視對人的描述和刻畫，令它成為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影響後世深遠。
那些在《史記》中被司馬遷記述品評的人物，個個活靈活現，流傳千古。例如《史記》寫楚漢相爭，軍事勝敗着墨不多，粗線條的講出過程即可，但大費筆墨為劉邦、項羽立傳，描述品評二人。除此，太史公還寫了張良、蕭何、韓信、陳平、曹參、樊噲等人，這些人各有事迹和特色。記下了他們，後世就多少看出當年楚漢相爭、劉邦得天下、安邦治國的面貌，也能品出不少經驗教訓，「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這個特色和傳統一直影響着今人的談史論政，知人論事。香港回歸已經十五年，經兩位特首、三屆政府，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已可成「史」也。楚漢相爭從劉邦率兵入關中、楚霸王設鴻門宴到垓下之戰、自刎不過四年，從漢高祖立國，到臨崩前一年與朝中大臣殺白馬盟誓「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誅之」也不過七年，然史書論人記事已不絕，極為豐富多彩矣。
秉承傳統影響，這十五年的香港回歸史，今人和後人所記和論者，主要也是活躍此間的角色人物，「重中之重」是董建華和曾蔭權兩位特首，這兩位特首的行藏當然不會有甚麼像樣的「歷史地位」，更無功業可言，而說到「事」，董建華大概只有一句可記，乃香港回歸首位華人特首，曾蔭權大概連這樣值得一記的事都沒有；但說到人之表現，恐怕就不能不以無能、顢頇、常有宵小之為論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