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有競爭，才可迫使參選人的政策靠近民生，唐英年推出的政綱可作證明。代表大商家和富二代利益的唐英年一改態度，支持加建公屋，可說違背他所代表的利益。不過，他背後的大財團也應明白，若民望低企、獲選機會微的唐英年不調整立場拉攏基層，落選後更使他們失去影響政府的機會，因而唐英年的政綱不改不行，不靠近民意民生不行。
唐的政綱建議政府未來五年建七萬五千個公營房屋單位外，再多建三萬個公屋和一萬個居屋單位，目標是在五年任期滿前，公屋輪候上樓時間由三年減至二年。但他加上兩個限制：一是上任後第三年才會見效，理由是平整土地和建造需時；二是所有措施視乎市場情況，以免重演八萬五慘況。前者還可理解，卻會給市場三年市道供應不變的訊息，即至少還可炒樓三年；後者更嚴重，意即可依樓價變化決定是否如期加建，對唐背後的大財團來說，這是容易引用的解套藉口。
加建公屋與八萬五不同，因八萬五有私營房屋因素。唐英年實可堅決承諾五年建七萬五公屋單位加上三萬單位，不需加諸「視乎市場情況」而定的限制。至於他另外的提議，混合式公共屋邨有操作性限制；供三十五歲以下的「大學宿舍式」資助房屋單位，迫切性不大。不如把資金土地全用作興建公屋，使輪候年期加快縮減，讓更多人受惠。
唐英年把加建公屋單位列入政綱，是競爭的效果，也是梁振英政綱施加的壓力，對香港絕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