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無論任何人出任封疆大吏絕對是中共最高層的博弈，沒有一個封疆大吏是不具備最高層的人事背景、政治歷史淵源的。所謂博弈，就是權力爭奪及平衡交換。這裏面自然有巨大的利益維護和拓展，也有執政理念之分際，兩者往往互為表裏，密不可分。中共官場到了封疆大吏這個層次，就會真有「執政」的感覺，就會真有放眼天下的「高度」，朝廷對他們的寄望和要求也會很高。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在朝廷「全國一盤棋」中也是封疆大吏，只是其產生辦法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人選」也很有局限性，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不能從朝廷官員中調配選拔。香港已回歸十五年，前兩位三屆特首董建華、曾蔭權都是從港英時代「過渡而來」的「歷史產物」，和朝廷官場沒有真正的人事培養淵源，利益關係也不大。十五年後的今天，要產生第三位、第四屆特首了，就和朝廷人事培養淵源、和某些政經利益有重大關係了。與此同時，十五年後的今天及香港未來與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社會融合已不可逆轉，其利益糾纏更是不可分割，這樣的格局使得朝廷對香江特首人選有了更深入更微妙的選擇性。
過去十年，北京重點培養唐英年當特首，那是當年朝廷最有勢力者的決策。今天，朝局已發生重大變化，最有勢力者已退出政壇，其周邊的人事進退也衍生出更複雜的派別集團、利益組合，他們覺得有能力、有需要推出「自己的代理人」加入特首競爭，這是毫不出奇、順理成章的，可以肯定，「上面」如果沒有這樣的變化，沒有政治博弈，就不會有香港的唐、梁競爭。梁振英的「自作主張」參選特首也正好配合了上層博弈的需要。
於是，我們看到「上在博弈，下有競爭」，誰勝誰負，當然是上下「互動」的結果。香港特首之產生要「上下結合、博弈競爭」，比內地大吏之升遷調任麻煩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