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十年前培養唐英年當特首的，那時正是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老爺子權勢最盛的時候，朝廷「選中」了唐，其他人沒有疑問，畢竟那時董建華也還「幹得好好的」。十年後的今天，江老爺子已經「退位」多年，第四代的胡錦濤也已到了執政尾聲，第五代的習近平就快「親裁大政」了。所謂「十年人事幾番新」，朝廷的「幾番新」已如此之大，唐英年「被培養」特首能否真能「成事」的形勢也當然會有所變化，面臨「變動」的壓力和挑戰。梁振英的「出現」，既是偶然的，也不是偶然的；有個人因素，更有形勢因素。
十年前，梁振英有沒有「想」參選未來特首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時根本沒有梁振英這樣的人可以「自作主張」參選特首的條件和形勢。董建華在第二屆特首任上「忽然腳痛」、半路下台，曾蔭權接位，這樣的「驟變」是許多人「想都不敢想」。這說明在「特首問題」上，也會出現「形勢比人強」的局面。這種變化啟迪了一些有心人——沒有甚麼事情是一成不變，政治上的事情包括何人當特首，尤其存在各種變化的可能，只要內外條件、諸種因素變了，就會形成新的形勢，引導和推動事物向另一種可能發展。個人可以爭取的，就是抓住這個勢，排除困難、有所作為、創造歷史。
如果僅僅是在特首問題上「董下曾上」，那麼導致形勢變化的條件還遠遠不夠。接下來，曾蔭權政府的無能施政，唐英年本人的「毫不長進」、「愈扶愈醉」，又為梁振英「敢於」出來參選特首創造了重要條件。「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唐英年如此扶不起來，如此「沒種」，我為甚麼不能挺身而出和他競選一番？香江建制派中有這種想法的人恐怕不止CY一個，但只有一個「顧盼自雄」的梁振英敢於頂住一切壓力和干擾付諸行動。由於條件俱備、形勢有變，北京也就順勢而行，認可了建制派兩人競選的格局；然而，這只是順勢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