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陸豐烏坎村維權事件還沒有了結之前，有記者來電詢問事件發展，並提問，會不會出動解放軍鎮壓？我的答覆是，絕對不會。同時表示，此事一定驚動廣東省當局，由省方面出頭處理。終於如我所料，廣東省派出省委副書記率省工作組介入事件，村民訴求終獲滿意答覆，事件獲得和平解決。
日前，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在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會上強調：確保以營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迎接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
這就對了。維穩是內地的首要任務，怎能小不忍而亂大謀？
烏坎村的維權事件，只不過是地方的貪官勾結商人購地，更以低價補償村民，把大部分利潤轉入地方貪官的私囊。這類事件，在中國農村每有發生，抗爭維權的小騷亂也不是第一次，只不過是出現在農民運動先驅彭湃的家鄉海陸豐地區，村民有着悠久的革命傳統，因而他們的抗爭顯得更有組織、更有序和有理有節。
廣東省委是一定要出頭的，這關係到廣東省的政績，這關係到廣東省領導人在十八大中的升遷，他們怎麼會掉以輕心？
農村的土地由於城市化而受到地產商的青睞，因此成為村鎮幹部謀利的主要來源，也成為地方騷亂的火種。
現在的農村幹部，大部分是既得利益者，他們掌握着農村的政治、經濟大權，是中國基層中的特權者。有的地方更出現家族集團，甚至發展黨員也以姓氏劃分，親疏有別，並不以思想覺悟區分，於是在農村也形成一個個的利益集團。
還有的是農村幹部太多，編制混亂。中國公務員之多，國際稱冠，以鄉政府來說，解放初期，鄉幹部不過五、六個人，大躍進時增加至二十人，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居然躍增到一百至三百人。據本世紀初有關部門統計，全國鄉級幹部達八百七十多萬人，平均每鄉有幹部逾二百人。
有這麼多幹部，便要有收入以供給養，賣地取利，便是最便當的增收一環。
自從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以後，大概有百分之七十的農村按人口或勞動力分配土地，另有百分之三十實行「兩田制」，即口糧田按人平分，責任田按勞動力分配。
至於土地所有權，有約百分之四十的村土地所有權歸行政村，百分之四十五歸村民小組，另約百分之十五為村民小組和行政村共有。
問題便在這裏。既然有四成土地歸行政村所有，村幹部便有處理土地的權力。許多村幹部正是以出賣村土地並上下其手來圖利，許多村幹部正是以出賣得好價錢而獲利分肥，以致「肥得着唔上襪」。至於村民小組與行政村共有的土地出賣，也很容易鬧出糾紛，加上村政府負責與地產發展商談判出售土地，其補償價錢是高是低？有無枱底交易？村民懵然不知，這正是村民與村領導層糾紛的來源。
由於城市化加速和工業用地增多，工業和城建與農民爭地的糾紛也愈來愈多。城建和大企業的主導者是各級政府，而地產商也有某些後台而處於強勢。相對來說，村民便是弱勢群體，他們失去土地，便是失去謀生的基礎。正是「務農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這就是說，村民無地可耕種，無工可上班，連社會最低保障都沒有份，那不就逼得他們只能夠起來造反嗎？
在政府徵地補償上，雖說有個正當手續，但大都偏低，由於是政府行為，農民只好忍氣吞聲。然而，村幹部與地產商勾結購地，只分給農民購地費的很低比例時，他們就不能不起而抗爭了。
正是這種抗爭，此起彼落。海外由於網上傳播，知道得更多，而內地由於互聯網，也紙包不了火，所以汕尾書記鄭雁雄大罵境外傳媒，這正說明他奉行的是愚民政策。但現在中央官報發話了，批評這類官員「沒有正視村民合理的利益訴求，讓理性的上訪升級為過激的行動」，並說如果當初村幹部能認真傾聽，就不會小事化大，層層升級，讓事件變成群體衝突。另一張北京官報更指出：地方政府應認真對待群眾每項不滿，哪怕有些過激的利益追求。
由於有了烏坎村這個處理事例，相信今後當局對地方局部的騷亂會採取更理性的態度，而且各省市委也會更迅速而積極地介入事件，避免「小事化大」、「層層升級」。而中央對地方的考績，也會考慮到各地維穩的程度，更注意到要滿足村民們的「合理的利益訴求」。
汕頭海門的反對燃煤電廠污染的維權事件，有了烏坎村的先例，相信也可以和平解決，一是電廠遷址，另一是電廠有更可靠的防止煤塵污染的措施。總之，廣東當局一定要積極處理這一事件。
烏坎村維權事件，既說明村民維權意識提高，更能在抗爭中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態度。而廣東省當局的理性處理，也為這些問題的解決創造一個範例。維權和維穩都是應該的，希望以此為起點，官民都能創造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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