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十多年的纏擾行為刑事化立法建議，終於揚起漫天塵埃。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發表諮詢文件，建議提高纏擾罪的最高罰則，但又認為無必要為新聞採訪活動另外提供免責辯護，這不能不令人擔心當局是否醉翁之意不在酒，企圖藉纏擾行為立法，進一步收緊新聞自由。
所謂纏擾行為，是指針對個別人士所做出的一連串行為，這些行為分開單獨來看，可能不會使人反感，但若在一段時間內頻繁出現，整體效果是會干擾受害人的私隱和家庭生活，致使受害人感到困擾或驚恐。當局認為，儘管現行民事法及刑事罪行涵蓋某些方面的纏擾行為，惟因未能將其視為獨立現象來處理，不易舉證及檢控，故建議立法以加強阻嚇。
纏擾行為通常在感情糾紛或收債活動中出現，當局要立法打擊本來無可厚非。問題是，纏擾行為有不少灰色地帶，如新聞機構為了公眾利益而採訪、追蹤特定公眾人物，往往可能被視為滋擾，隨時可能墮入法網。所以，對纏擾行為作出更明晰的定義，並對新聞採訪提供免責辯護是完全有必要的，既能保護市民，又能保障新聞自由，可謂兩全其美。
惟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當局一方面表示尊重新聞自由，另一方面又拒絕在諮詢文件中加入保護新聞自由的條款，做法自相矛盾。其實，早在十一年前，當局已建議將纏擾行為刑事化，惟因爭議太大，因而束之高閣。夕陽政府突然「回勇」，將極具爭議的建議從故紙堆中檢出來，到底是何居心，恐怕只有當局心裏最清楚。
正如有新聞工作者指出，有關建議是惡法，不但會大大削弱新聞自由，影響記者正常採訪，日後團體的示威活動亦有機會誤墮法網，後患無窮。學者更形容有關法例有如新聞界「二十三條」，質疑現屆政府只剩下半年任期，無迫切性要匆匆就有關條例立法。
各界對當局打壓新聞自由的憂慮，決非空穴來風。從當局以資訊數碼化為由，變本加厲地截斷傳媒的新聞渠道，到違背承諾，減少發放資訊；從設立所謂「核心保安區」，到一再隱瞞罪案消息；從曾蔭權怒罵傳媒「無中生有、惡意中傷」，到唐英年批評傳媒「完全是垃圾」，如果將這些言行分開單獨來看，似乎都是個別事件，然而從整體效果觀之，背後有一條明顯的脈絡，就是有預謀、有計劃、有步驟、有系統地箝制新聞自由。
事實上，近年香港亂象紛呈，民怨沸騰，令港府受到中央及民意的雙重壓力，但高官不是自我反省，反而怪罪傳媒負面報道影響其形象及威望，故視傳媒為敵，巧立名目打壓新聞自由，千方百計粉飾太平。可見當局就纏擾行為立法推出諮詢，決非偶然。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看起來，在打壓箝制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方面，夕陽政府的而且確是準備「奮鬥至最後一分一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