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和原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先後正式宣布參選下任行政長官，至此，「雙英之爭」進入白熱化階段。雖然日前教聯最新民意調查顯示，梁振英民意支持率大幅拋離唐英年「幾條街」，但由於下屆特首是由一千二百人的選舉委員會推選而非普選產生，因此，選委的投票取向具有決定性作用。
《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職權包括提名主要官員、任免各級法官及公職人員；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和財政預算案，公布法律；批准向立法會提出有關財政收入或支出的動議；赦免或減輕刑事罪犯的刑罰等；還主持決定頒授各種勳銜獎狀。一句話，行政長官是社會政治、經濟公共資源的掌握者和分配者。
選舉委員會成員由各階層、各界別、各政黨的代表組成，手上的票投給哪位特首參選人，自然離不開本階層、本界別、本政黨的利益考量。從利益交換出發，所謂看特首參選人的「政綱、理念、能力、班底」成了遁詞，有些人實質是認「自己友」，講「着數」，看重是否「好相與」、「易話為」、「好蝦（即容易欺負）」。特首選戰背後乃大財團、工商界與中產階級、基層市民對公共資源再分配的不同要求和期盼。因此，選委投票的公開、公正、公平有可能產生「異化」，「商意」凌駕民意、背離民意、逆民意而行，而這會從根本上損害「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方針，令香港社會的穩定、和諧、發展毀於一旦。
很簡單，香港社會每個階層、每個界別、每個政黨固然有其自身利益，但社會並非只有一個階層、一個界別、一個政黨，利益多元乃客觀存在，大財團、中產階級及草根階層各有利益訴求。甚麼叫「穩定」？穩定就是指各階層、各界別、各政黨找到利益交集點，取得平衡，故能和諧相處；甚麼叫「動盪」？動盪就是指各階層、各界別、各政黨找不到利益最大公約數，矛盾激化，互相對立，抗爭不止，到頭來大家「冇啖好食」。所以，選委會成員每人心中都應有把標尺，就是社會整體利益，選出的特首並非某階層（如大財團、工商界）代理人，而是全民特首，才可以做到統籌兼顧，利益平衡，在社會上有較高認受性。
舉例而言，來自地產界大發展商的選委基於自身利益，可能希望推選一個「好相與」、「易話為」的參選人做下任特首，以期維持目前為人詬病的「高地價、高樓價、高租值」政策，保障大財團的利益。問題是，如此一來，樓價繼續與中下階層市民購買力脫節，百業經營成本上升，大多數港人成世淪為「房奴」，打工所得大部分「進貢」給大地產商；八十後、九十後「望樓興嘆」，向上流動機會渺茫，加劇社會貧富懸殊。到頭來「地產霸權」成為眾矢之的，勢將社會推向動亂深淵，玉石俱焚。試問若社會整體利益受損，地產界大發展商又如何獨善其身呢？
相反，若地產界大發展商的選委以社會整體利益為重，選一個主張要有長遠土地儲備、發展規劃，大建公屋、復建居屋，以滿足中下階層市民安居需要為首要考慮的特首，雖然壓抑樓價令地產商利潤有所下降，但市民安居樂業，投資環境改善，核心競爭力提高，社會穩定和諧，地產發展商自然水漲船高，「長搵長有」，何樂而不為！
又比如銀行界選委，從自身界別利益出發，既然「搵到食」，當然希望延續現屆政府近乎「無為而治」的管理模式，故此傾向選個「好相與」、「易話為」的下任特首，以便「蕭規曹隨」。實際上，這種選擇並不合乎香港社會整體利益乃至銀行界長遠利益。
不妨檢討一下，幾任特首治下的金融政策和對銀行監管，除了尚能保持金融體系穩定之外，其實存在三大缺失。第一，陷入「凡是派」迷思：「凡是美國有的衍生金融產品，就允許其在香港推銷；凡是美國不監管的，就在香港大開綠燈」。結果本港多間銀行代售雷曼迷你債券，苦主達數萬人，群體性追討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嚴重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
第二，對聯繫匯率「一本通書睇到老」。一九八三年十月，中英談判不順，引起公眾對「九七大限」恐慌，導致港幣匯價大挫，港英遂推出七點八港元兌一美元的聯繫匯率。二十八年過去，美國債台高築，美元匯率江河日下，單是兌日圓就貶值百分之七十以上；而同期中國收回香港後嚴格恪守「一國兩制」，且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時移世易，迄今港府對「聯匯」機制卻不檢討，連匯率也絲毫不變，形成本港結構性輸入型通貨膨脹，社會深受其害。
第三，對公共資源優化配置不作為。○三年中以來，適值大型國企（包括內銀股）陸續來港上市，但外匯基金從不參與配售，眼看美國銀行、淡馬錫等承配賺得盆滿缽滿，金管局的保守作風暴露無遺。所以，若從社會整體利益考量和保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而言，銀行界選委應打破狹隘保守思維，選一個有魄力、有作為、勇於開拓、進取、創新精神的下任特首，而不應反其道而行之，推選一個無所作為、放任自流的弱主。
不可不知的是，近年港府之弱勢已到了令人忍無可忍的地步。一個高鐵項目，拖足十年才上馬，建造費用由一百七十億元激增至六百六十九億元；改善中環塞車的填海工程，因一班滋事分子打着「保育」旗號，非法佔據皇后碼頭達半年之久而延誤，對此既無刑事檢控也無民事索償；一個自稱「矇查查」的公屋婆婆被人唆擺，從未在法庭露面，竟可獲「法援」挑戰國家工程，令納稅人損失六十五億元；激進分子肢體衝擊特首、向高官擲物、在立法會撒野，居然逍遙法外；一項擴充垃圾堆填區的行政長官指令被立法會越權否決，政府只能「打掉門牙和血吞」；面對「官商勾結」帽子滿天飛，政府該堅持的也不敢堅持，以致出現「保護海港協會」反過來「敦促政府」合理填海等。類似的咄咄怪事，實在不勝枚舉！
政府弱勢，儘管有中央挺港措施「照保」，香港的獨特優勢卻日漸萎縮，核心競爭力下降。三十年前，一河之隔的深圳經濟總量只相當於香港千分之三，如今已趕至香港的六成，而且「叫板」要在五至八年後超越香港；還有，鄰埠的「小弟弟」澳門人均經濟總量也已超過香港，港人情何以堪！難道真的要繼續弱勢下去被「邊緣化」嗎？面臨政府換屆良機，豈可「換湯不換藥」、「新瓶裝舊酒」？
在香港，不論大財團、中產或小市民，不論哪個界別、哪個政黨，大家都是「一條船」上的人，選委應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最高考量。若基於小團體私利，找力有不逮的人當「舵手」，如何面對驚濤駭浪？一旦翻船，即使是「坐頭等艙」的大財團、銀行界一樣逃不了。
事態發展值得中央和港人警惕。最近，反對派喉舌急不及待跳出來對下任特首人選表態，說甚麼「在豬與狼的兩難選擇中，還是豬好些」。按這「高見」，梁振英「主張領袖的強勢與能力」是「狼」，唐英年「善良些」是「豬」，故反對派傾向選唐英年為下任特首。這實際上是從反對派的功利主義出發，一個弱勢特首「豬」自然有利反對派擴闊發展空間，以便肆無忌憚爭奪香港管治權。而作為對上述「狼豬論」的詮釋，有反對派頭面人物直言不諱對筆者宣稱：「唐唐好蝦（即好欺負）吖嘛，我哋梗係希望唐唐做下屆特首啦！CY硬淨，好難蝦佢！」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以斷言，反對派既然「畫公仔畫出腸」希望唐英年「坐正」，難道他們會為香港整體利益着想？即將產生的一千二百位選委若對港人負責，對歷史負責，那就要問問自己：下任特首人選以大多數香港民意為依歸，還是要迎合反對派心願？
劉夢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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