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英年當特首的「強勢」在於朝廷對他多年的培養，在於選委會「小圈子」中有不少工商界的「大粒佬」、政界親朝廷、建制派大紅人和他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或傳統淵源。然而，這種「強勢」進入香港社會，進入尋常百姓，就成了負面因素，這也是梁振英在沒有得到朝廷「定向」培養當特首，在工商界、建制派中沒有那麼多大粒佬、大紅人支持下，卻在百姓當中稍稍表現了「堅定不移參選特首的決心」後，民望立刻大升的「深層次原因」。上意和民意的矛盾鮮明地體現在唐、梁競逐特首的身上。
在「一國兩制」憲政框架下，北京為香港挑選特首，港人沒甚麼好說的，這是香港回歸又沒有實現「普選」的「題中應有之義」。九七後，香港要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北京特別看重乃至依靠工商界，讓他們分享更多政治權力，香港人也沒甚麼好說的，行政長官要首先得到這些「大粒佬」的認可支持，香港人也頗為習慣性的認同。
但問題是，回歸十四年，港人發現都「依」了上述兩大「原則」產生的兩位特首，其施政和治港能力是驚人的糟糕和惡劣！港人不能不對朝廷挑選特首、小圈子選舉特首大失信心。眼見朝廷培養的唐英年，小圈子、大粒佬們欣賞的唐英年比董建華、曾蔭權還不如，卻還要「人五人六」的參選特首，港人豈能不萬分焦慮？港人在民調中給予唐唐很低的民望，反映的正是這種焦慮，希望北京和「小圈子」、大粒佬們能「體恤民情」。
然而，北京和「小圈子」、大粒佬們會怎樣對待這種反應強烈的民情、民意呢？現還不好說。而唐英年又怎樣看待這樣的民情、民意呢？唐英年既表示月底前宣布參選特首，那就說明了兩點：一是他認為明年三月二十五日投票前，經過努力有希望推高民望；二是民望就算不高也未必不能當特首，決定誰當特首的是小圈子投票結果，朝廷大概也認同了這兩點，故再給他機會，樂見其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