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誰當下屆特首，房屋政策是最重要的政治議題。房屋問題涉及民生經濟、社會政治，香港政府和社會需要全盤的考慮和整體發展的戰略與模式，不可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急就章。
香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應說是英國在香港首次有全面協調、長遠規劃政策。當時的十年房屋計劃並不限於建多少公屋，而在於有清楚明確的房屋發展模式：
一是過半香港人口居於公屋，公屋並非只是福利，同時帶有藏富於民，壓抑社會工資上升的作用。二是私營房屋市場受政府緊密監控，例如租務保護條例，抑止房屋（住宅和商業）被投機炒賣。三是土地政策，新市鎮的發展和相關的公共交通設施擴大了土地供應，使土地供應由政府牢牢掌握，容易調控市場。
七十年代末，英國政府開始修改政策，主因是英國政府要求香港續約不成，便將七十年代追求長治久安，轉變為急功近利式的發展，方便在香港賺取利潤調回英國。從此，香港房地產市場畸形大發展，回歸之後更趨於極端。
要扭轉整個扭曲的發展，特區政府要重新確定房屋市場發展模式。一是穩定公屋並進一步擴張，容納更多在職貧窮一族。二是私營市場二分化，一千萬元售價以下的市場定為本地居民的市場，實行對非居民限購，恢復居者有其屋計劃，容許一定的補購和嚴格監管；一千萬元以上的豪宅則開放市場，公開競爭，並有適當的土地供應政策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