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英年、梁振英、范徐麗泰都是北京可接受的建制派的「疑似特首人選」。不過，他們「見重」於北京的路數不同，朝廷對他們的「使用」也不同，現在卻「不約而同」的走到了「疑似」競選下屆特首的跑道上，這當然不是朝廷的本意，而且頗感為難。
三人之中，梁振英最「根正苗紅」，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時就是朝廷營壘中人，年紀輕輕已擔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是朝廷特別重視和培養的「港人治港」精英；那時范徐麗泰則是港英政府的兩局議員，是英國人特別重視和培養的九七後「英記代理人」，他們處於對立營壘。而那時的唐英年還在「富二代」的溫室裏滋潤「成長」，並未參與中英過渡期的政治鬥爭。不過，以其「愛國商人」的家世而論，以九七回歸後的「政治站隊」而論，唐氏一家是一定要向朝廷積極靠攏的。
大致而言，過渡期的梁振英、唐英年、范太可用左、中、右劃分。梁振英的「左」不得人心，朝廷雖然培養他、重用他，但又擔心把他放在領導崗位上，會引起港人的恐慌和抗拒。范太的「右」隨着形勢的變化，開始向中間和左靠攏，她做得比較巧妙，北京的統戰也相當講究，因此，她有了一個讓港人不太反感甚至欣賞的「華麗轉身」。但她「年老有病」，難堪「大用」，何況在這段時間，朝廷早已選中和培養比較「中性」的唐英年今後「委以重任」。封范太一個全國人大常委的頭銜，已是對她最大的統戰「酬庸」了。
戰國時期，商鞅問趙良：「我和百里奚相比誰更賢明？」趙良答道：百里奚是來自荊楚的布衣，聽聞秦王大德，發願拜見，幹一番事業，但無路費，只好把自己賣給秦人為奴，除草餵牛。秦王得知其賢後，委以大任。而你被秦王重用，是通過寵臣景監，並非有卓勵賢名在外也。
由是觀之，從古至今，上位者可說各有各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