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提出每年興建公屋三萬五千個單位，相對於十五萬多的輪候人數，以及逐年增加的新輪候人數，並不足夠，但相比曾蔭權在施政報告裏堅拒將每年新增公屋從一萬五千個單位的水平提高，卻遠為合理。
回歸後，由於過度偏袒房地產發展商，政府與媒體營造公屋居住佔用政府資源乃至影響樓價的假象，公屋新增率大減，董建華承諾的三年輪候期難以實現。即使籠屋、劏房非常嚴重，特區政府仍然堅拒處理，引起社會公憤，只以杯水車薪的置安心和所謂新居屋計劃轉移社會注意，以討好（實質瞞騙）中產來挽回顏面，企圖消解增建公屋的壓力。
因着特首競爭，梁振英篤破曾蔭權的畫皮，直接指出公屋需增建，而不像唐英年那樣拖拖拉拉，掩掩揚揚。這正顯示出他的勇氣，也反映特首競爭的效果——至少要講一部分真話。可是，梁振英比起當年殖民地時代的麥理浩還不如，也沒有董建華的視野，增建公屋並沒有帶出他對香港房屋發展的願景。
在繼承殖民地時代的公私營房屋市場後，特區政府的總趨向是減公屋、居屋或政府參與，以擴大私營樓宇市場，並且以減撥土地來支持這個政策。簡單而言，就是背殖民地時代房屋政策而為，成效是把房價推至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水平甚至更高。
梁振英要宣示的願景是頭痛醫頭地增建公屋，但又說三萬五千個單位日後可減少，還是害怕觸動既得利益者。沒有願景、沒有明確政府的角色與參與比例，仍是不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