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把「和公務員關係如何」當成考慮誰人當下屆特首的一個最重要條件，這是不智的，以此「選出」的特首，恐怕還會令朝廷、港人對他的施政失望。由於唐英年能力低下、民望很低，唐營和北京目前幾乎找不出甚麼像樣的理由「挑選」他當下屆特首，就只好用唐唐在特區政府為官多年、「與公務員關係良好」說事，支持他當特首，這樣的理據非常單薄無力，像一根救命稻草。
當然，救命稻草一定事出有因，這和董建華當年「空降」特區政府、被公務員「欺負」有關。回歸之前，朝廷對香港公務員體系寄予厚望，聽信英國人所言，它們的文官制度、公務員隊伍一定會「政治中立」，不管誰當「老闆」，都會「盡忠職守」，不折不扣執行政策。因此，那時北京特別看好「董陳配」——行政長官是北京欽點的「愛國商人」董建華；「公務員之首」是港英政府布政司「直通」特區政府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然而，陳方安生並不買董建華的帳，也即不買北京的帳，她手下一班高官大多數也唯陳太馬首是瞻。出現這種情況，原因很複雜。對董建華來說，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陳方安生為首的一班公務員和他「作對」，試圖架空他，因為自己是「空降」，是「光棍司令」，在政府架構中、在公務員中沒有人。這樣的事實和邏輯被朝廷接受，遂支持他推出高官問責制，從「外面」找人出任高官，削奪政務司司長這個「公務員之首」的權力。在這樣的思路下，朝廷有意把同樣是「愛國商人」的唐英年「培養」進入官場，熟悉公務員，和他們「搞好關係」。
更有甚者，朝廷又欽定了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當特首，對公務員更加倚重，對唐唐「走進」公務員更加看重。然而，曾蔭權的管治比董建華還糟，證明特首是甚麼出身，和公務員是甚麼關係，與香港管治、政府施政沒有必然關係，對唐唐的「培養」根本走錯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