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溫州段發生高鐵撞尾慘劇後，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決定開展高鐵在建項目的安全大檢查，適當降低新建高速鐵路營運初期的速度，並對擬建鐵路項目重新組織安全評估。
中國人有句老話：欲速則不達。想當年，高鐵建設如火如荼時，高鐵行駛速度「你追我趕」，競相提速。我乘過兩次高鐵，一次由北京至天津，另一次由廣州去武漢，行車的最高時速約三百一十五公里，不算太快。但這是去年的速度，今年據說加快，不少達到時速三百五十公里，正在向四百公里進軍，要創造一個世界紀錄，不料便在溫州段出了一次大事故。
溫州高鐵事故並非高速所致，據說是訊號燈和人手判斷錯誤。但高鐵建設自今年以來的確有點「大躍進」的味道，現在及早煞車，重新檢查高鐵安全和建設、運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從反右鬥爭之後發動的「大躍進」，違反科學規律，違反工農群眾的生產經驗，一味聽從最高領導人的瞎指揮，大煉鋼鐵，大搞高產田，造成三年大饑荒，餓死和非正常死亡達四千萬人，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場最大災難和慘劇。
這個教訓是深刻的。當年最高領導人還是不肯認錯，先是有成績與缺點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之爭，即是說缺點微不足道；到後來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還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議論，導致廬山會議上明批彭德懷，暗指劉少奇，種下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的禍根，使中華民族遭受一場空前的大劫難。
現在高鐵建設的「大躍進」，雖然只是局部的問題，好在及時從一場災難中吸取教訓，立即降速，證明當前的中央政府，已經比以前成熟得多。
「左」的根源在中國共產黨內，根深柢固。中共在未執政以前，就已經多次受到「左」的困擾，傷害了許多幹部，並被迫放棄蘇區根據地而進行長征。新中國成立以後，一向都是「左」的思潮氾濫，無論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肅反鎮反、反對地方主義，都受「左」的影響；到了反右派、大躍進、高舉三面紅旗，更是「左」的思潮佔上風，既傷害了廣大群眾，也令社會主義建設倒退。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場左傾思潮的大爆發，成為延續十年的大浩劫，導致中國經濟瀕於崩潰邊緣，萬千人才受到摧殘。難怪鄧小平在撥亂反正之後的最後一次南巡講話，曾語重心長地說：「根深柢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愈『左』愈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並說：「『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改革開放迄今，「左」的幽靈還經常在中國大地徘徊，不時出來干擾一下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
高鐵建設的「大躍進」能夠及時得到糾正，不僅因為有了這次溫州高鐵慘劇的血的教訓，也由於舉國上下對歷史上急於求成的「左」的悲劇有所警覺，而最高領導層的頭腦冷靜而不發熱，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事物是辯證的，高鐵降速不等於一降到底，不能忽視高速鐵路的營運是群眾出行的需要和鐵路運行效率的提高。有的人便擔心，全面降速，高鐵列車運行的密度將會下降，這便會出現客運買票難的問題，而且對鐵道部門的營運產生不良影響，也對高鐵沿線的經濟發展產生負面的連鎖反應。
但是，事物是辯證的，降速是為了日後的提速。高鐵就是高速運行，在科技和安全檢查過關後，仍需要提速。近十多年來，中國的鐵路經過多次提速，都是循序漸進，列車從平均時速五十四點九公里提高到六十五點七公里，部分線路的非高速列車曾達到時速二百公里。
中國高速鐵路的提速和降速是一個活生生的案例，說明中國在經濟建設中有一個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的好開頭。現在有不少人對中國當前經濟發展的「高速」也有許多議論，特別認為當前中國工業發展以浪費自然資源、污染環境等為代價，生產廉價的輕工業產品適應西方發達國家消費者的需要，是否值得？這種高速發展工業的代價太大了，需要檢討。又如廣東提出「騰籠換鳥」政策，即急於淘汰勞動密集型的工業，換入技術密集型的工業，但此政策是否能由領導一個號召便「騰籠換鳥」成功，頗為存疑。不久，北京《人民日報》便發表文章，說中國仍需要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因為由農村釋放出來的大量勞動力，必須由勞動密集型的工業來吸收，不是一說要「換鳥」便可以換掉的。
這次高鐵發展能迅速從「提速」改為「降速」，證明我們的這個社會和領導層已比前成熟，不像過去「大躍進」之後原本糾「左」，但由於最高領導人不肯承認錯誤，反而趨向更「左」，終於闖出大禍，造成「文革」十年浩劫。今天，因一次大事故而引起反思，及時作出糾偏的決定，當然是一件好事，不過，我們仍要記住鄧小平的話，「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鐵道部長期以來形成一個「獨立王國」或「半獨立王國」，缺乏嚴格監督，是這次重大事故的深層次原因，只有打破這種獨立王國的思維，加強監督和制衡，才可以有效防止類似這種「大躍進」式的錯誤再次產生。
吳康民
hmng@puikiu.edu.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