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批評公務員只懂執行指令，卻不善於政治設計和長遠規劃，有高級公務員團體的代表反駁，認為政策層面的具體措施，港官還是做得不錯，但也承認，高層次即戰略性的長遠規劃，確有不足之處。
事實上，英治時期一般公務員只管執行，既無能力，也不感興趣研究長遠問題，即使是首長級官員的最高層，也沒有機會參與規劃，政府就房屋、醫療、社福及交通運輸等方面的規劃，多聘用商業性質的顧問公司加以協助。
政府以合約方式就不同項目聘請顧問公司，好處是具有靈活性，合則來，不合則去。美國及英國多跨國顧問公司，不少具有權威性，研究出來的結果，可增加政策的專家認受性，壞處是研究按顧客的需要，以貨就價，有幫政府講好話之嫌。
倘若民意反應強烈，或政策上產生問題，政府可以把責任推給顧問公司，為自己增加迴旋空間。由於顧問報告屬於顧客所擁有的資產權益，不會向外間公布，即使部分資料向外披露，但核心部分會以機密形式保留，公眾無從得知研究的準確性。
回歸後，中央政策組負責不少研究項目，大多屬策略性及民調性質的研究，而非長遠規劃，涉及中長期的研究，仍由顧問公司承擔，雖然大專院校有眾多專家學者，有雄厚的研究實力，但政府總有諸多顧忌，不讓學術界擔當重要角色。
問題是，中央政策組的研究項目不願公開，難以協助政府就政策的可行性及權威性取得民眾較高的認受性。這種局面必須改變，中央政策組應多做戰略性的研究，或委託院校學者負責，研究成果也應與公眾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