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日前在北京接見香港學生代表團時，講了一番針對香港公務員的說話，重點不在於其說話內容，而是其說話方式以及態度。
香港公務員的局限已有定論，就是強於執行和專業紀律，但弱於視野和創新；許多學者也這樣講，而且有大量佐證，可以說是不爭之論。本欄之前分析和討論，尤其是在副局長任命時，已經一再指出，公務員是封閉性系統，主任級公務員絕大多數是在大學畢業之後已經入職，由第一天的公務員生涯開始，就接受了公務員的文化和習慣。
公務員人數頗多，最多時達二十萬之眾，而且擁有公權力，一個決定可以影響幾萬、幾十萬以至過百萬人，故此一定要有規有矩，否則，這十幾二十萬人的龐大隊伍就亂了套。
一位政務職系朋友跟筆者說，公務員思考問題，第一會問是否有法可依，第二會問是否力所能及。其實，這兩個都是合情合理的問題，然而，兩者都有靜態的局限，久而久之，公務員就會以守成為己任，不會突破框框。
另一個問題，就是一個互為因果的關係。那些比較喜歡守成、穩定、有規矩可依的大學畢業生才會選擇做公務員，而喜歡多變、創新或者自由度高的工作的畢業生，他們就不大傾向當公務員。經過一段非常長的時間，人和事都累積沉澱，公務員的缺點和局限就定了型。這些局限和缺點不是香港公務員獨有，而是普世現象，有科屬治事的公務員就有這種問題。
由此可見，王光亞講的弱點都是事實，但為何今次選擇公開挑明，反而更加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