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八月，我曾與台灣女作家龍應台打了一場小小的筆墨官司。
原由是，她寫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其主調是模糊了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的是是非非，不認同蔣介石敗走台灣是失盡民心的結果，只是籠統地「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她把一個黑白分明的歷史事實，用人性的「生離死別」、「沉默的痛苦」來掩蓋，並問道：「戰爭，有『勝利者』嗎？」
後來，龍應台又走進北京大學的講壇，宣揚台灣式的民主，說要用民主來統一中國。
對此，我在對應的文章中寫道：「主管意識形態的人，對外來的柔性反共文人，頗為寬鬆，而對內地稍有異見的人士，卻是十足封殺，甚且動之以刑。為此，未免令人有清朝末年主張的『寧贈朋友，不給家奴』之嘆。」
事後，龍應台與我約晤，她問，我的意思是，應該對她苛刻，不准她再到大陸亂說亂動，還是希望內地對異見人士寬鬆？我的答案很明確，當然不是要求內地封殺她的書籍和言行，而是希望對內地異見人士採取寬鬆的態度。
寬鬆對待不同意見，寬鬆對待異見人士，中央高層也往往發出這類聲音。四月十四日，總理溫家寶在同國務院參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館人員座談時的談話中指出：「政府的政策要做到清明，符合實際，符合人民的意願，就必須傾聽來自人民的意見，集思廣益。」並說「要消除腐敗的土壤」，便要「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讓權力受到制約」。
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以包容心對待「異質思維」》的評論部文章，指出多元表達難免有「異質思維」，然而，有些人不但不虛心聽取，反而搞起了「誹謗定罪」，「甚至以權力意志壓制不同聲音」。
這個說法，好像否定了近年不少以言入罪的實例，並且指出這種包容，該是「執政為民的需要，法治社會的要求」。
到了六月二十七日，溫家寶訪問英國時在皇家學會講演，肯定了「在人類歷史上，在反對封建專制鬥爭中形成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權等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再次肯定了上述種種的普世價值，並肯定了中國社會還存在着貪污腐敗、分配不公以及損害人民群眾權益的種種弊端。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途徑，是堅定不移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國家。
七月一日，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大會上講話，重申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指出「脫離群眾是我們黨執政後的最大危險」，說要「問政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願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
胡錦濤還聲聲講及民主，「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要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
其實，不同聲音乃至反對意見，該是提高執政水平的動力。如果一個政黨、一個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為甚麼那麼害怕不同的聲音，即「異質思維」呢？
我們相信，中央領導是願意聽取「異質思維」，即所謂不同意見的。胡錦濤在「七一」講話中也強調，要注意「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
問題是，現在更大的危險在於「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正如國家預防貪腐局所指出，貪腐已趨向群體化，腐敗現象一暴露就會出現「大面積塌方」。因此，貪腐集團便會形成一種「官官相衞」的防護機制，層層保護，以防暴露，對上頭的「三令五申」都有一套對策。而且，由於權貴集團在許多地區或部門掌權，他們可以做到「水潑不進，針插不入」；即使上級明知這些權貴集團已經形成「銅牆鐵壁」，也無可奈何。
在意識形態上，權貴集團還用「左」的一套來作掩護，對於要求加強群眾監督、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化等，都一律誹之為「自由化」，認為這是離開了正宗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要搞資產階級的那一套。用正統的指導思想來嚇唬人，動不動便要打棍子，借用他們的話來說，這正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權貴集團互相包庇貪腐行為，畢竟不得人心；動輒以言入罪，更受到海內外正直人士的指摘。事實上，社會上許多矛盾衝突事件的背後，往往正是說明平民老百姓表達機制的缺失。「維權行為」現在已經變成一個貶詞，說「維權」便是造成社會不穩定。但五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又有評論部的文章說：「維權就是維穩，維權才能維穩。盡可能多地傾聽社會各方面的聲音，兌現社會公眾的表達權，對於維穩大有好處。」
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最近也指出，「聽真話實話是執政黨科學決策、正確決策，為人民謀取更大福祉的前提條件」，「能講真話講實話甚至提出批評意見，為我們進一步提高執政水平提供可利用的動力和資源」。
要廣泛發動人們講真話實話，應該好好清理以言入罪的個案，讓人看到中央領導的誠意，增強人民敢進諍言的信心。
吳康民
hmng@puikiu.edu.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