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是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需要在實踐中「摸着石頭過河」，而「一國」主權與「兩制」差異不可否認存在一定矛盾，準確地完整地理解「一國兩制」內涵，處理好「一國」與「兩制」關係，既是本屆特區政府在餘下不到一年任期「站好最後一班崗」職責所在，也是中央和港人對下任特首繼往開來的基本要求。
說實話，「一國兩制」知易行難，很容易出偏差。回歸以來的政治生態顯示偏差有兩種：
一種傾向是只強調「兩制」差異，凌駕「一國」主權，無視中央人民政府的憲制地位，把香港當作獨立的政治實體，將「一國兩制」搞成「兩國兩制」，屬於「右」的傾向。例如回歸之初，有港府高官強調「兩地區隔」，對與內地的基建銜接、經濟合作「保持距離」，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結果錯過與珠三角經濟融合的最佳時機，令香港險些被「邊緣化」。又如去年公民黨、社民連策劃於法無據的「五區公投，全民起義」、「解放香港」過激行為，性質是否定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區政府法統的合法性，挑戰「一國」主權，把香港視為獨立政治實體。這是「右」的典型。
另一種傾向是只強調「一國」前提，無視「兩制」差異，忽略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由「存在決定意識」而派生出的相應價值觀，在論述上唯內地社會主義一套馬首是瞻，將「一國兩制」當成「一國一制」，屬於「左」的傾向。例如二○○三年中，港府不顧連續五年通縮、「沙士」肆虐造成的經濟倒退、民生困苦，看不到對「煽動」、「顛覆」、「竊密」的定義認知「兩制」存在分歧的背景，企圖強行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導致五十萬人上街反對。又如歷來建制派人士對「六四」風波、劉曉波事件等政治敏感話題的表態慣性失語，避之則吉；或言不由衷，作違心之論，脫離主流民意，自外於香港社會核心價值，這是「左」的表現。
「大海航行靠舵手」，顯然，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領航人的特首準確地完整地理解「一國兩制」，對整個社會的正確取向舉足輕重。
曾蔭權剩下不到一年任期了。從這幾年的表現，尤其是從準確地完整地理解「一國兩制」角度看，曾蔭權時有偏差，時有謬誤，需要吸取教訓：
二○○五年中，曾蔭權上台伊始，對政制改革發出「豪言壯語」，說是要「玩鋪勁」、要搞「終極方案」、「徹底解決」云云。他忘記了在「一國」主權格局下，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擁有最終決定權，且程序上要行「五部曲」，你憑甚麼制訂「終極方案」、「徹底解決」？「玩鋪勁」和誰「玩」？這顯然是「右」的傾向。
二○一○年五月，正當公社兩黨「五區公投，全民起義」被中央批評為「違憲違法」，社會各界包括民主黨都對之杯葛，弄得「五一六」補選只有約百分之十七的史上最低投票率，始作俑者日子難過之時，曾蔭權接受其「紅鬚軍師」獻的「屎橋」，居然不和中央打招呼，極為不智地主動邀約已成為政壇落水狗的余若薇進行電視辯論，讓其「鹹魚翻生」；且邀請函抬頭是「致：五區公投運動聯合委員會總發言人」，完全是原則性錯誤；其後辯論表現居於下風，差點把政改搞到不可收拾。這是將「一國」前提和中央結論置諸腦後，屬「右」的偏差。
二○一一年初，前立法會議員、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病逝，曾蔭權在聲明中對其愛國情懷給予高度評價。其時住在台灣的前學運領袖王丹申請來港向華叔鞠躬，這件事本屬「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範圍，只需入境事務處循例處理，若參照北京連名列通緝名單的另一名前學運領袖李祿都批准其隨蓋茨、巴菲特返大陸案例，其實批准王丹來港又何妨？結果曾蔭權以「有時要考慮中央諗法，不可以走得太遠」為由不批，這似乎又跳到「左」的一側！
從特首管治角度看，能否準確地完整地理解「一國兩制」，是心態決定狀態，眼界決定境界，思路決定出路，定位決定作為。概而言之，身為特首，首先必須堅定不移捍衞「一國」主權，即對於任何挑戰「一國」前提、挑戰中央人民政府憲制地位、挑戰《基本法》，將香港當作獨立政治實體的行徑，以及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企圖將香港當作顛覆中國的前哨基地的做法，都必須旗幟鮮明地抵制和反對，恪守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的職責；同時，身為特首，必須堅定不移捍衞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所衍生的核心價值，維護《基本法》規定的「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等權利；對於政治敏感話題，在不能迴避的情況下應依據香港社會價值觀有技巧地適當論述；萬一遇上違反「一國兩制」的壓力，應敢於說「不」，堅持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的立場。
在準確地完整地理解和執行「一國兩制」方面，下任特首必須妥善處理三大挑戰：
其一是《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從「一國」前提出發，立法維護國家安全乃應盡的憲制責任；同時要顧及「兩制」對「煽動」、「顛覆」、「竊密」定義在理解上的差異，考慮到內地劉曉波案、譚作人案、徐澤榮案等引致港人疑慮和擔心，立法時一定要確保涉及國家安全的罪與非罪界定令人信服，不影響和削弱《基本法》賦予港人的人權和自由。
其二是正確處理與「民主派」的關係。實事求是地看，「民主派」大多數人擁護香港回歸，支持「一國兩制」，反對台獨、藏獨、疆獨，長期致力保衞釣魚島；在監察政府運作，為維護勞工階層、弱勢人士合法權益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其政治理念、價值觀在社會上有其廣泛市場，因而在地區直選獲得六成民意支持。至於「民主派」對「六四」事件的看法和對政制發展步伐的爭拗，總體上為「一國兩制」框架所包容。「民主派」的不同政見通常屬「人民內部矛盾」，若亂搬內地尺度，潛意識上視「民主派」為「敵我矛盾」，簡單扣上「反中亂港」帽子，只能「為淵驅魚，為叢驅雀」，不利於團結大多數；更要命的是會令台灣的國民黨人、民進黨人成驚弓之鳥，心有餘悸，不利於兩岸和平統一。所以，下任特首不妨向北京說項，發還個別「民主派」骨幹被吊銷的回鄉證，讓他們有機會目睹內地改革開放的巨變，從而正確認識祖國。當然，對「民主派」激進分子類似「公投」、「起義」的過激行徑亦應嚴肅批評，堅決抵制！
其三是深思熟慮，凝聚共識，小心翼翼處理好二○一六年立法會選舉和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既保障「一國」主權不會被架空，體現「愛國者為主體治港」原則，防止香港演變為獨立的政治實體；也要符合《基本法》「最終」目標、循序漸進、按實際情況和相關規定及均衡參與的立法原意，維護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的安定繁榮。
俗語說：「人在做，天在看。」今天台海兩岸尚未統一，「一國兩制」在港澳率先施行，亦包含對台灣的垂範作用，民族大義、統一大業高於香港內部事務。香港特首若能準確地完整地理解、執行「一國兩制」，將香港搞得有聲有色、欣欣向榮而非一塌糊塗、江河日下，不單關乎「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而且關乎「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可謂「任重而道遠」！
劉夢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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