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來，中國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階級鬥爭為綱」轉變為「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單一國有經濟轉變為包括私營企業、外資企業、股份制企業等多種經濟成分；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農民由「人民公社」奴隸轉變為可「包產到戶」、可進城做工的自由人；副食品、日用品由憑票限量供應、極度匱乏轉變為豐富多彩琳琅滿目無限量供應；人們的生活追求亦由「手錶、單車、縫紉機」轉變為「房子、車子、票子」；「一窮二白」且「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的中國轉變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由「捉襟見肘」轉變為擁有三萬多億美元居全球第一位等等。
也正是由於國家搞改革開放的大環境，鄧小平在解決香港回歸問題上才毅然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國策，令香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所以，港人對國家改革開放大局有着息息相關的上心，衷心期盼祖國沿着改革開放道路大膽往前走，千萬不要再走回頭路，不要再搞「左」的一套。因為香港同胞相當多一部分是中共主政後三次「逃港潮」來的，對內地「階級鬥爭為綱」、政治運動心有餘悸亦心有預悸，希望國家不要重蹈覆轍。
令人憂心的是，近來內地政局出現「左」毒回潮的傾向，整個政治氛圍「似曾相識」，彷彿一九六六年重臨：
由重慶刮起的「唱紅」、「崇毛」之風吹向全國，和《國際歌》「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針鋒相對的《東方紅》「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是人民大救星」歌聲又響徹中華大地；電視螢幕盡是文革「忠字舞」、「紅衞兵戰歌」的造型再世；重慶衞視更是以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手段，只讓「紅色文化」一花獨放；文革時期血債纍纍的「蒯司令」在清華百年校慶招搖過市，為毛澤東、江青歌功頌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劉國光重彈「階級鬥爭」舊調；極左派巢穴「烏有之鄉」在二十多個省市發起簽名運動，叫囂起訴公審兩位實事求是評毛、在意識形態上撥亂反正的公共知識分子；前身是《紅旗》的《求是》雜誌連篇累牘發表文章，猛烈批判以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平等為核心的普世價值；華東政法大學一名教授在課堂上批評政府，竟被兩名女學生以「反革命」罪檢舉，警方居然介入；重慶一位公務員發了一條五十九個字微博諷刺時弊，竟被抓去「勞動教養」一年，平均每個字坐牢六天！繼重慶三峽中心醫院用紅色文化為精神病患治病新聞後，又有重慶官員宣傳服刑人員「唱紅」可減刑奇聞等等。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時，總結了中國革命和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提出了「主要是防止『左』」的英明論斷。如今，以「唱紅」、「崇毛」為標誌的「左」的一套沉渣泛起，根本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即對改革開放的反動！若任由「左」毒回潮，必然導致毛澤東「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套復辟，發生第二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就會走回頭路，吃二遍苦。
毫無疑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取得驚世成就的同時，也弊端叢生，主要是：官場腐敗，官商勾結；分配不公，貧富懸殊；「一切向錢看」，道德淪喪；政壇假大空成風，商場假冒偽劣毒成災；土地徵用中強拆迫遷，民眾合法權益受損；司法不公，有法不依常態化；治安不靖，環境污染；官民對立，政府公信力缺乏；經濟發展模式不對頭，系統性風險與日俱增等等。而這一切「陽光背後的陰影」，恰恰都是由於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於經濟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亦滯後於經濟體制改革所致。
原因很簡單：因為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權力的授予、監督、制約制度建設不到位，基於「權力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故此便有了以權謀私、錢權交易的尋租土壤。加上「上級說你行，不行也行；上級說你不行，行也不行」的用人機制，造成買官賣官、「帶病升官」大有空間；而既得利益勢力的抵制，使領導幹部及其家屬財產申報公示制度「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至於「擁有財富與入息不相稱即可檢控」的廉政撒手鐧，更是提都不敢提！由於黨政官員並非民選，故官員普遍缺乏公僕意識，只會逢迎上級而毋須對人民負責；而「輿論一律」的傳統做法和習慣思維，又令輿論廢去監察權力的「武功」，且成為粉飾太平、報喜不報憂的工具。凡此種種，試問腐敗如何能遏止，民眾權益如何有保障？
本來，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屏障，但目前司法體制根本搞不清「黨大還是法大」，除了聽命於黨的政法委之外，由於公安、檢察、法院從人事到經費都受制於各級政府，所以不存在真正的司法獨立。當某地政府財稅收入依賴當地「利稅大戶」時，便形成「官商勾結」；而當地公、檢、法的運作資源是以當地政府為「米飯班主」時，很自然便衍生「官官相衞」：當政府以「維穩」壓「維權」魚肉百姓時，司法腐敗便為行政腐敗「保駕護航」，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屏障不能給受害人一個「說法」，受害人被「逼上梁山」，遂有「楊佳現象」、「錢明奇現象」的產生。
顯而易見，改革開放以來所派生的社會弊端，只能夠靠深化改革，即靠政治體制改革和司法體制改革的推進，沿着民主與法制的軌道加以解決。這才是對症下藥、有的放矢之舉。
政治體制改革不妨從黨內民主和用人機制的改革作突破口。越南勞動黨已實施黨的中央委員和國會代表大比例的差額選舉，充分發揮黨代會的民主功能，到頭來經濟強勁增長勢頭不減。「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成立九十周年、執政六十二年的中共應該在政改方面具備更大的自信，邁出更大的步伐。黨內民主逐步施行，社會民主循序漸進才有堅實基礎。
至於司法體制改革，鑑於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已如期建成，當務之急是落實「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注意目標公正與程序公正相結合。像處理趙連海案、艾未未案等表現出的「有法不依」、不按程序辦案的做法，只會引起中外輿論反感，從根本上破壞社會和諧，這種現象不利於國家長治久安。
明顯地，當今中國社會弊端的產生，與現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有百年時空錯位背景下的社會轉型有關。而在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存在」條件下走回頭路，加諸「階級鬥爭為綱」時代「唱紅」、「崇毛」的「意識」，妄圖以「唱紅」、「崇毛」作為治療當前社會弊端的「靈丹妙藥」，則是更大、更危險的時空錯位。
須知，今日內地的黨政官員，相當多一部分都「先富起來」，包括高級領導幹部亦如是。煽起「唱紅」、「崇毛」，肯定令毛澤東「資產階級就在黨內」、「走資派還在走」、「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等「最高指示」深入人心，家喻戶曉，極左勢力趁勢「喚起工農千百萬」，「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到時「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再來回歸《共產黨宣言》核心一句話：「消滅私有制」，改革開放三十餘年的成果就會毀於一旦。
可見，「唱紅」、「崇毛」絕對是「正路不走走歪路」！請當權者牢記鄧小平遺訓：「主要是防止『左』」。
劉夢熊
newnew@oriental.com.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