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曾經長期被人稱之為「經濟動物」，然而，這個「經濟動物」其實從來對政治十分敏感，從來是在「政治冷感」的表象下有高度敏感的政治神經。香港人知道，無論經濟好壞、有甚麼變動，都不會真正「傷」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會「傷」到自己如魚得水的社會環境。不過，若是政治發生變化，政治衝擊波到來，香港社會就會「變質變味」，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就會發生大改變，社會環境就不再「安全」，心境會大起波瀾。
回歸前的過渡期，香港人恐懼這種政治變化，有條件的人紛紛移民。唐人許渾有詩：「一上高城萬里愁，蒹葭楊柳似汀洲。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鳥下綠蕪秦苑夕，蟬鳴黃葉漢宮秋。行人莫問當年事，故國東來渭水流。」
回歸後，朝廷「嚴格遵守《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基本法》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最初幾年，港人對香港政治環境未感有甚麼大的改變，倒是亞洲金融風暴衝擊香港經濟，「港人治港」的董建華政府又拋出八萬五房屋政策，進一步打殘香江經濟，雪上加霜，香港進入前所未有的「六十個月通縮期」，百業蕭條，民生凋敝。
對於這場經濟大變化、大災難，香港人雖受打擊甚大，但咬緊牙關挺了過來，對政府施政雖然極為不滿，但不覺這些正在導致政治環境有變，直到董建華政府在朝廷「授意」下，要為「二十三條立法」，香港人才對自由、人權、法治這些最為看重的「政治環境因素」心憂如焚，認為這會導致香港政治環境的大變，導致以往自己如魚得水之生活方式的大變。港人終於奮起，五十萬人上街遊行，從政治上行動，在政治上發聲，捍衞香港的政治環境不能有變。
宋人林逋詩云：「秋景有時飛獨鳥，夕陽無事起寒煙。遲留更愛吾廬近，只待春來看雪天。」政治環境就是政治心境，「天人合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