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東方日報》邀請，在這裏寫點評論文字。我在報章上寫評論政治社會文章，已逾三十年，本着「以文會友」的宗旨，多年來結交許多素未謀面的朋友，特別是知識界的朋友。文章也受到溫家寶總理的青睞，終於有了上月二十三日的北京會見。所以我把這個欄目，稱作「以文會友」，誰曰不宜？
我寫政治評論，堅持三個原則，一是愛國愛港，愛自己的國家民族，希望香港這個自己安身立業之地繁榮安定。不像有的人以做中國人為恥，總希望中國大亂，不作善意批評，而是惡意攻擊。
二是承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歷史形成的，目前中國沒有任何一個黨外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它。我們希望它自我完善，而不是打倒它。
三是寄希望於當今的領導人。當今的中央領導人，即所謂胡溫體制，是好的。他們身家清白，一心一意想為國家辦好事。可是中國的情況太複雜，封建思想殘餘和文革遺毒甚深。毛澤東說的「黨外有黨，黨內有派」，的確如此。所以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要有耐心。
回歸前我寫的政治評論文章，着重寄希望於香港的平穩過渡。我自認我的評論中的兩個方面是頗為獨到的。其一是請紀律部隊的人們安心，接受回歸的現實，不要人心惶惶。當年我擔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執行委員，徵詢各界對起草《基本法》的意見，我寫了好幾篇文章，希望紀律部隊人心安定。因為紀律部隊，特別是警察，在內地被認為是「專政工具」，政權易手，這些人心中大多沒有底，於是考慮移民，爭取居英權。特別是「政治部」這些搞情報工作的人，更是心驚膽跳了。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有兩、三年我是被政治部的特務貼身跟蹤的。那時候港英對愛國學校的監視、孤立、圍剿是不遺餘力的。我是學校的校長，便被「照顧」到了。那些政治部的特務，不少是熟口熟面的。我在評論中寫道，這些人只是奉命行事，建議有關當局正式宣布，這些人因政治理由執行的任務或行動，回歸後概不追究。
我有一個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學生，畢業後居然能進入警務處當上督察級的警官。大家知道，那時候左派學校的畢業生，要考進師範都絕不可能，傳聞官津學校教師如進國貨公司購物，被發現都會列入黑名單，影響職位，何況讓左派學生進入敏感的警察部門？這位學生退休後立即移民加拿大，當然他心中有數。但後來看到香港回歸以後，並沒有進行甚麼清算行動，他便放膽回港探親，並與我及一些校友相聚，我們也不談往事，只以師生之誼暢敍。
另一件事是批評香港回歸之前的過渡期，中方工作的疏漏。當年，港英當局多次與中方特別是香港新華社交手。狡猾的政客彭定康，號稱末代總督，絕非一盞「省油的燈」。他雖然被稱為「千古罪人」，卻沉着地進行政權移交前的部署。無論從人事布局、經濟制度、立法機構的設置，扶植反對派，為回歸後沒有英國人直接統治的「統治」作了周密的布局。特別是把「主權換治權」的意識形態，深植在親英人士的思維之中，出現要求香港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的實際呼聲和行動。我在最近寫的一篇《「主權換治權」的變種心態》中有詳細的論述。
但彭定康拋出了一個立法會選舉的民選席次議題，來吸引中方注意。正所謂「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結果中方上當了。因立法會選舉方式爭論不休，卻忽視了彭定康的周密部署。這位「千古罪人」，又為英國人以至西方世界立下了大功。
就最近的事情來說，去年的一場政改風波，中央堅持不對民主黨讓步之後又忽然轉軚，頗為轟動一時。
我公開發表文章，主張可以讓步，以達成一個政改協議，有利於香港政治生態的改善。但大部分建制派人士認為民主黨的建議違反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和《基本法》立法原意，特別有趣的是《大公報》前後兩天的社論立論完全相反的變調。
最後，在立法會即將表決政改方案的前夕，中央突然轉軚，同意民主黨提出的新增五席區議員互選的議席，採用一人一票的方案。於是許多社會上的頭面人物，大跌眼鏡，又紛紛變調，成為一大新聞。（全過程均見拙著《闖進政治禁區》，二○一○年十一月天地圖書公司出版）
我對內地某些意識形態的評論，的確有點闖入政治禁區的味道，但並沒有違反我在文首所提的三個基本原則。
我評論「普世價值」、「兩院制」和「三權鼎立」，是作為理論探討。對於中國發展道路和模式，對於中國的「協商民主」和「選舉民主」的比較，都肯定中國模式的長處，並不贊成完全照搬西方的。對有說「胡錦濤代表逆流」，我為他辯護。真正是「是其是，非其非」，清心直說。當然我不敢說我的意見都是正確的，我同樣願意接受批評或爭論，以文會友正是這個意思。友好的爭論是必要的，只要平心靜氣，不是謾罵和攻擊就好。魯迅說，「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就是最好的箴言。
宋代歐陽修說：「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我也曾因某些溫和的直言而觸怒某位高層領導人，但我從不「諛言順意」以取悅於權勢者。今後也本着講真話不講奉承話、套話、大話，與諸位讀者共勉。
吳康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