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患上腎衰竭，從局長崗位上退下來，安心治療，是合情合理的事，相信公眾能夠理解及支持。相反，孫局長堅稱自己對工作能夠應付得來，則有違常理，令公眾難以接受。
當然，換個角度看就不難理解，最根本的問題是局長人選難覓。一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因病辭職，至今有三個星期，曾蔭權還找不到合適人選「捱義氣」；若再來教育局局長請辭，政府確實有困難，相信曾蔭權曾好言相勸孫局長盡力為之。
政府處境尷尬，接連有司局長身體健康出了大問題，削弱公眾信心勢所難免，期望餘下年多任期內，不要再有同樣情況發生。
有趣的是，市民開始質疑為何備位的副局長不能真除？按理說，當年設立副局長一職是為了培養政治人才，為未來局長安排接班人，恰恰是擴大問責高官委任制的題中之義，何以今日確有需要時，副局長不能臨危受命，提槍上陣呢？
自從正式啟動副局長制度之後，轉眼間快三年了，副局長的培訓期也不算短，對政策局涉及的方方面面政策與管理問題，應至少有基本的掌握。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好讓公眾見識副局長的能力，進一步提升問責制的公信力。
怪就怪在曾蔭權寧願另覓人選，也不起用副局長，卻又無人願意捱義氣。這種做法，無異於承認副局長的能力是「有限公司」，難以面對大風大浪的挑戰。
去年特首辦拒絕為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作全面檢討，早已令公眾對制度失去信心，如今以實際行動證明副局長難擔重任，進一步打擊制度的公信力，實非始料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