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那條界線，因為具法律效力，所以一定要講清講楚，絲毫不能模糊，哪樣計，哪樣不計，政府有責任說明白。
當然，勞資雙方可以有商有量，但那是最低工資界線之上的事。就算沒有最低工資，每間公司都有不同的聘用條件，站在勞方的立場，聘用條件當然愈優越愈好，但這個好字，不能就簡單地等同好僱主的好，因為人工高低、福利厚薄，其中一個決定因素是公司的賺錢能力。公司盈利能力強，自然可以提供較好的聘用條件，例如一些投資銀行，茶房女工也月入過萬，還有花紅股票，但在公司的眼中，這份支出只是九牛一毛，這不等於這公司有良心。如果買入這些公司的廢紙票據的客戶，一定另有看法。
所以討論最低工資，就一定要集中在這條界線和其法律含義，合法就是合法，違法就是違法。我們整個最低工資立法行動，就是針對這件事，在這條線之上，如何保障工人的權益，如何提高工人的福祉，那是另外一個獨立的議題。如果硬將好僱主綁在最低工資立法的議題上，那就非常麻煩，其實也是把那條應該一清二楚的界線模糊了。
面對最低工資執行在即，政府應盡快把這條線劃清楚，而勞資雙方也應以合理和邏輯的思維，尊重立法的精神、原意和目的，理解和遵守這條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利益，一方想盡辦法推低二十八元，另一方又挖空心思推高二十八元。須知二十八元這水平，是經過長時間磋商的結果，雙方都不應扭曲，僱主可以提供這條線以上的薪酬，但不是最低工資立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