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回歸後，北京對解決香港問題的大政方針是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以此制訂了香港《基本法》，認為只要特區政府依法辦事，依法施政，香港的管治就沒有問題。
如果說香港管治會有甚麼問題，那時中央考慮最多的，是應該怎樣打消港人對九七後的顧慮，打消港人對北京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顧慮，讓港人相信九七後不會出現「京人治港」的局面。當年北京的這些考慮也是針對香港的「民意主流」，因為港人那時最擔心九七後北京干預「港人治港」、社會主義干預資本主義。港人那時自我評估也高得很，認為只要北京不干預，港人是完全有能力、有辦法管治好香港的。
怎樣叫作管治好九七回歸後的香港呢？無論北京和港人皆認定兩條，一是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二是保持香港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對此，北京和港人也一直認為，只要真正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不成問題。然而，問題絕非如此簡單。大政方針、憲制框架只是在「硬體」層面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提供了基礎和可能，並不能自然保障「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在「管治」上獲得成功。事實上，回歸十四年來，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大政方針、憲制框架下的香港管治一塌糊塗、錯漏百出，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生活方式、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全部受損、褪色、變味，香港正在沉淪。
為何管治如此之糟呢？首先，從中央到港人最初都沒把管治問題當回事，以為不管就是最好的管，以為「英規港隨」就是「管」；其次，在挑選特首和治港班子時根本沒有把他們的管治能力考慮進去，看着像那麼回事就委以重任；第三，對回歸後香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況缺乏正確判斷，是非不清，為奸佞所乘，拒賢者於外，豈不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