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菅直人說要準備東日本毀滅，實際情況距離這個可能性似乎十分遙遠，但作最壞的打算，卻是合理的舉措。
當然，日本的民情與其他國家不同，國民冷靜平和，不易起恐慌。若換上香港或內地，從近日盲目搶購食鹽的恐慌行為可見，若政府稍作壞方面的宣布，肯定會掀起更大的恐慌，甚或引發沿海地區的逃亡潮。
作最壞的打算，乃是危機處理的手段，並不意味着不作克服危機的工作，而是作出假若出現最壞情況的處理方法，有所準備。
從政府的角度看，特別是官僚作風強的，總是希望把問題掩蓋，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惜隱瞞。一方面是不作應對，貪圖省事；另方面免致被上司或社會責怪、追究。沙士開始時，特區政府也是這樣。
公開作最壞打算是負責任的做法，因為需有相應的應變方案，社會會緊密監督，不能鬆懈；同時亦表示事情會惡化，現時應對的手段可能不足。這都會引發社會的責難，負其責者難辭其咎，容易受到處分，但這恰恰顯示辦事者的勇氣，顧公義不顧私利。
在日本，國民質素高，政府公開作最壞打算，不是危言聳聽，而是讓社會有心理準備面對災難。在香港以至內地這樣做，效果會怎樣呢？民眾恐慌、社會起哄，責備政府不力之聲不絕。即使危機得以提早解決，亦會怪政府估計不準確，引起虛驚。國民質素低下，這些反應在所難免，但負責任的政府仍應該作最壞打算，並公開告訴民眾，教育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