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預算案風暴」的發展過程，從體制上涉及兩個重要方面，一是所謂「行政主導」；二是所謂「高官問責制」。今次預算案在民意民情和立法會極可能通不過引發憲制危機的巨大壓力下，作出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修改，令政府威信掃地，誠信盡失。行政主導被撕裂了一個大口子，今後的預算案怎麼寫，怎麼貫徹落實，已不是「行政」可以「主導」了，要由民意和立法機構共商其事，共同決定。行政主導至少在預算案這一重要領域被廢，財政司司長、行政會議乃至特首的權威被大大削弱。
行政主導被重創如此，是由今次「史上最廢」預算案、「最廢財爺」直接造成的，也是六年來曾蔭權政府無能施政、管治混亂、累積火山爆發般的民怨民憤的必然結果。沒有上述之「廢」之「無能」之「混亂」之「民憤」，行政主導被重創是可以避免的。惹出如此「滔天大禍」和「體制之災」，曾蔭權政府難道不應該問責嗎？財爺曾俊華難道不應該問責嗎？
當然應該問責——這本來不是問題。然而，曾蔭權政府打骨子裏不想真正實施問責制，只想讓所有政治高官在惹了禍之後都可以蒙混過關，且和民意繼續頂牛，將問責制的基本精神棄之如敝屣。於是，就發生了香港還要不要有「高官問責制」，還能不能讓「高官問責制」發揮作用的問題。這個問題又惹來了更大的持續性民憤，全民怒吼，非要曾俊華問責下台不可！
在這個問題上，香江百姓和輿情不容再被曾蔭權繼續欺騙和愚弄——他建立自己的「曾家軍」權力班底時就大肆利用和擴大問責制，而當政治官員必須為自己的無能、瀆職負責時就當問責制消失。
上述兩大問題涉及一個政府的管治能力和政治誠信，對此，曾蔭權政府幾乎已經破產，更可怕的是他們也不可能自我糾偏和修復，他們惡劣的態度還在為民憤火上澆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