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社會科學院去年底發表二○一一年《社會藍皮書》，指出內地社會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堅尼系數是零點五，超越了國際公認的零點四的警戒線水平。堅尼系數一旦超過零點四，代表着財富過分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上，意味着貧富懸殊問題的嚴重性。
有分析說，內地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堅尼系數一直維持於零點二至零點三之間，但踏入九十年代開始，堅尼系數不斷攀上新高，歸根究柢，這與中國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宗旨有密切關係。在首三十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在資源、環境、民生上付出了很大代價。在往後的三十年，國家需要更加關注民生問題，提升百姓的整體收入水平。
因此不難發現，中央領導人工作報告中不乏大量「實現居民收入增長」、「解決收入分配不平衡」等字眼。
老實說，不需因為貧富懸殊而感冒，很多國際級大城市都逃不過貧富懸殊的現象，譬如紐約、巴黎等城市有貧民區，倫敦街頭有流浪漢，貧富懸殊不可怕，最可怕是人失去從貧窮通往富裕的途徑，失去致富的希望。近年來學術界喜歡探討「塞車論」，就是用前排車輛堵塞主要通道令後排車輛無法前行，比喻社會的階級流動性被上層人士所堵塞，儘管下層人士努力工作都沒有辦法晉升上層。
但其實，塞車並不一定意味流動性等於零，哪怕是寸進，起碼都是一種流動性，能夠為百姓帶來「一朝富貴」的希望。有人說，香港民怨沸騰的原因，就是連那丁點的希望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