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場政壇出事之人或倒楣之人，若能有一段投閒置散、讀書養氣的時間，那是上上大吉也，不少人一出事、一倒楣就要捱整，被「七鬥八鬥」，流徙勞改。這種情況在中共早期和毛澤東時代相當普遍，用當年的術語叫作「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現在自然文明得多、溫和得多，尤其是對「我黨的高級幹部」，出事後「老實交代」也好，「態度不好」也罷，一般不會「逼、供、訊」、「肉體折磨」，最多用「政策攻心」，在精神上施以壓力。
中共的官員們，特別是高級官員，「受黨的教育多年」，又很身嬌肉貴，出事之後，在「政策攻心」下，絕大多數會「態度良好」、「主動配合」，鮮有不認錯不伏罪者。尤其是因「經濟問題」出事者，他們沒有「政治信念」做支撐，更不會「頑抗到底」，他們會盡量表現，爭取「組織上寬大處理」。
被「從寬」處理的高幹，當然還有「命水」差別，被「處理」後的境況和「前景」各有不同。像于幼軍被「處理」後，竟可以由他所在的文化部專門在北京的國家圖書館安排辦公室讀書寫作，那不是其他「出事」高幹可以享受的「待遇」。于幼軍的好彩在於國家圖書館歸文化部管，他這個受到「留黨察看兩年」處分，但仍保留部級待遇的文化部「前領導」自然可以沾光。
于幼軍在圖書館裏讀書兩年，續寫他的早年之作《社會主義四百年》。當年，中共首位總書記陳獨秀因政治分歧和鬥爭脫離共產黨後，又坐了國民黨的大牢，因為他是大人物和政治犯，在國民黨的牢房中他「布置」了一個「迷你圖書館」，書架上擺滿了「經、史、子、集各方面的書籍」；他還寫信給胡適寄來有關甲骨文的書，以及英文版的亞當‧斯密的《原富》和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讀了這些書後，陳獨秀和他為之奮鬥的「蘇俄式社會主義」徹底決裂。今天的于幼軍讀書兩年，對社會主義可有甚麼新認識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