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澄碧,珠海污濁,滬江攬勝,獅山傾頹

——論中央調控滬港命運乾坤大挪移

近年外國的各種經濟評級報告,都對香港經濟前景和競爭力不表樂觀,先有《經濟學人》提出的香港死亡論,指香港經濟已死,再有量子基金創辦人揚言香港不再是投資的理想城市,指出上海會取代香港的經濟地位。香港貿發局的報告書亦提出警告,上海將會在十五年後,經濟生產總值超越香港,二十年後,上海人的賺錢能力更優於香港市民。從「東方神秘學」的觀點看,上海超越香港,是「南北極交替原理」的必然結果。況且,風水大師尤惜陰早於一九二八年撰寫《宅運新案》一書,明言上海運勢,預言上海「當在七十年後下元八運之中,必有無數樓臺」,可見一轉入「八運」,即由二○○四年開始,上海必乘運勢再起,超越香港。

被滬追上 時間問題

上海正在急速發展,香港卻在快速墮落,此消彼長,上海趕過香港,也未必是上海進步得特別快,因為上海雖然有股票市場,也有大量日益現代化的企管人才,外語也日漸普及,但上海畢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法區,仍沿用中國法律,雖然商務糾紛部分可交由國際仲裁,但外資對中國的法治和公正的信心還沒有建立起來,這是上海最大的缺點。香港則三年零十個月以來行政管理僵硬,社會封閉而不思進取,樣樣向大陸看齊,本來,香港擁有比上海優越的法治制度,這也是香港最大的優點,可是,以梁愛詩為首的司法部門,卻不斷以人治和政治殘害法治,媚權貴、賤平民,陷無辜者於文字獄,香港政府自毀長城,不選擇進步,而選擇倒退;不要公義,只要徇私,對於這種法治倒退的地方,外資自然有明智的抉擇,香港不止落後於新加坡,而且會被上海追上,已不是「有沒有可能」的問題,而是「甚麼時候」的問題。

因此,這不是香港市民爭不爭氣而造成的隱憂,而是香港政府自毀根基的結果。況且,對北京而言,也樂見於上海追上香港。因為今天和可見的將來,中國最高領導層將會以江浙人士的「上海幫」為主導,即使個別開明領袖如李瑞環、胡錦濤等不一定是上海人,但江澤民、朱鎔基、曾慶紅等多年來奠定的「上海精神」,進取、開放、活力、務實而不糾纏於思想包袱,久經考驗,已證實為最適合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經濟及文化火車頭。

中國一九七八年開始改革開放,「廣東經驗」曾獨領風騷,尤以「深圳精神」令全國景仰,鄧小平才下令海南建省,開闢大特區,由廣東吸納資金技術。可是,踏入九十年代,「廣東精神」一蹶三頹,海南島空前腐敗,反而上海得佔長江之利,頓成華東明珠。時移世易,中國的地運由南而東,比起廣東,上海早在三百多年前,已有傳教 士徐光啟帶來西洋文明,民智開發猶早於廣東;上海人對法國和英國租界時代樹立的法律文化典範異常嚮往,早有「洋涇浜 」的交流,上海的電影、音樂、藝術事業,都有過百年由西風寵幸的雄厚基礎。

上海早在三十年代已出現直比倫敦和紐約的繁榮,由於英法半殖民地管治,為上海帶來新思想、新資金、新品味,三十年代的上海已有「十里洋場」,外灘的高樓與歐美大城市看齊,上海的電影事業發達,已成為「小荷里活」,南京路有四大公司,洋資買辦,紙醉金迷,社會安樂,經濟和諧,那時的香港雖亦自成貿易城市,比起上海還是大有遜色。

正當徐匡迪先生領導的上海日漸西化,知道摒棄人治,應學習普通法的精神,由董建華統治的香港卻日漸「京化」,一手摒棄法治,引入舊式的宮廷人治。如此南轅北轍各走極端的趨勢,正如中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裏 共產黨員李玉和揶揄日軍司令鳩山的一句著名台詞:「咱們是兩條股道上跑的火車,走的不是一條路啊。」

重滬輕港 利於調控

以「上海精神」為主導的中央政府,寵上海多些,迫於無奈而對香港有點冷淡,這也是人之常情。畢竟上海是自家的親兒子,而香港卻割讓了給英國人,喝了英國人一百五十年奶水,長大後才歸還。上海成功,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半世紀以來的光榮,證明中國共產黨也有能力製造另一個「東亞奇迹 」,相反香港無論如何繁榮,也畢竟是英國人一手奶大的,收回來之後,卻又一落千丈,已經令中央大丟面子。

今天,中央政府對上海,看來是奉行一項「八字政策」,那就是:「全位開放,大膽創新」,全國其他地方比較保守的、有顧慮的,上海都可以犯禁先做,例如引入國際仲裁,可以用外國法律審理若干涉外商貿糾紛,這就是「一國兩法」的開始,相當大膽。

香港為何終會落後於上海?正因為香港奉行「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精神是「五十年不變」,即使知道發生問題,中央也不能直接插手干預,而且這句話被港英餘孽和漢奸利用,製造管治上的障礙,對香港未來發展形成掣肘,難展拳腳。相反上海卻沒有「一國兩制」的政治要求,反而可以自由自在地任意發展。上海最終必定取代香港,成為中國乃至亞洲的金融中心,由中央直接控制,更有利於全國經濟的「宏觀調控」。

南水北調 借力發展

對於香港,卻又是另一套「八字政策」,那就是:「南水北調,化整為零」。香港雖有一個愚庸的政府,但論富豪的人數與財富的數字,為數甚眾。雖然沒有人才,但還有大量錢財,倒不如有計畫、有系統地吸納特區的錢財,分散全國,像游說富豪投資開發大西北,就是一項極為龐大的「南水北調」工程。

華南沿岸較為富庶,而西北長期赤貧,但華南資金與人才應該留作自行發展,不能抽調支援,相反既然香港這個「特別行政區」的錢財,與人才相比,多得超乎比例,則不如把香港的資金抽調到西北,實行貧富互補,一可開發赤貧的西北,二可促使香港財富霸權的解體,三可保全以上海為核心的華東的元氣。另一方面,要香港政府接納大陸專才南來,考慮深港廿四小時通關,令深圳的樓價上升、香港尤其是新界的樓價下跌,港人的工資逐步下降,最終與珠江三角洲相若,香港「化整為零」,由大廣東的腹地吸納、消化、融和,最終實現完全的「中國大陸化」。

香港人被「南水北調」,推翻了董建華幾年前喃喃自語的那句「國家好,香港好」的神話。就中國東南方而論,上海與香港升沉互引、興衰互證。三十年代上海是東方繁華之都,香港仍是漁港,一九四九年之後,上海的人才和資金源源湧到香港,使香港得到極大的經濟利益,到了七十年代,香港繁榮而上海一片暗淡;到了廿一世紀,形勢再次逆轉,上海興盛,香港勢必變成與深圳、珠海同級的華南城市,再無任何優勢,上海成為國家精華所聚。

上海在騰升,香港在沉降,上海活力在匯聚,香港元氣卻在崩解;上海市政府的領導層思想開放超前,把上海這個城市「企業化」管理,與國際接軌,香港政府的當家者卻閉塞落後,口口聲聲追趕倫敦、紐約,實則與世界潮流脫節分隔,把一個曾經繁榮成功的前殖民地加以「家族化」統治,上海市不超越香港,實無天理。

香港興衰 無關重要

對此,我們不加評論,因為由高層次的戰略層面看,上海好,畢竟中國也一定好,區區一個小香港的興衰,在全國一盤棋的大構思中,在中華民族三千年憂患悲歡的大歷史卷軸中,實在無關重要。上海超越香港,是大勢所趨,如果董建華能連任特首,則上海超越香港的速度,相對只會更快。國有國祚,地有地運,我們相信,香港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了,而且更將由一個質素低劣的香港政府的存在而提供鐵一樣的驗證。「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揚子江頭,崇明島外,陽光燦爛,正是千萬弄潮兒爭逐奇迹 的大時代,相反,獅子山下,大鵬灣畔,日暮崦嵫,響起了一個時代結束的輓歌。變幻才是永恒 ,揚州、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在三千年的人類歷史上,又何嘗不一度成為東西南北貨如輪轉的通衢大道?

這些城市的繁榮,今日又安在?香港的歷史任務,是在一九九七年六月卅日之夜完成了,香港創造的經濟奇迹 ,也被當晚的一場滂沱大雨沖洗得一乾二淨,香港政府要在三年零十個月的胡瞎亂搞之後,才啞然接受這個歷史事實,是為後知後覺。長江澄碧,珠海污濁,滬江攬勝,獅山傾頹,歷史的發展,不以人為轉移,區區一個香港政府,在這個乾坤大挪移板塊互動的興衰過程中,也只不過是一個跑龍套的小角色,其功過是非,也就有如大河中一點泡沫,無關宏旨了。

(下篇,全文完)

■本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