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這句話，隨着時代演變，無奈地已經不合時宜。
西方比中國人更早認識這個道理。遠的不說，一九八○年蘇聯入侵阿富汗，遭到以美國為首的八十幾個國家聯合抵制當年的莫斯科奧運會；後來，蘇聯在一九八四年領導東歐集團聯合抵制洛杉磯奧運以作為報復。
中國人真正體會「體育政治化」是○八年北京奧運。奧運前夕，蘇丹達爾富爾發生種族屠殺，與蘇丹關係密切的中國，被國際社會要求介入干預蘇丹的內政，甚至表示了抵制北京奧運的意圖。這顯示在外國某些政治勢力的推動下，本來沒有任何因果關係的二者卻荒謬地聯繫在一起。除此之外，還有就西藏問題、中國的人權問題等而發生的一連串抵制北京奧運的政治行為。顯而易見，只是被編造出來騙人把戲。
再說近一點的，中國決定放棄申辦二○二六年世界盃，知情人士說，如果中國申辦世界盃，憑藉中國過去舉辦大型運動會的印象與經驗，其他亞洲國家的申辦機率會大受影響。中國選擇退出，可以提高亞洲國家的申辦機率，更為中國營造「讓利」的形象，這個退出決定帶有政治和外交上的考慮。
體育的政治色彩淡，但政治功能強。體育的功能從以往追求促進體能、展現美感的傳統精神，現引伸為振奮民族意識，提升國家聲譽，甚至有人把體育強盛的國家塑造為世界強國，無不是體育政治化的表現。
有人批評外國將楊淑君事件怪到中國的頭上，是別有用心。其實這裏道出我們的危機意識不夠，沒做好準備迎接外國從四面八方而來的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