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在改革開放的過程裏，主要是盲目迷信美國，故亂照抄香港與美國的普通法法律和制度，把自身的法律和相關體制弄到不倫不類，互相矛盾。
以企業法為例，愈改愈像英美普通法的企業法，但卻不能完全捨棄原來大陸法的董監事會的兩層，也不敢完全取消工人代表大會或工會的角色，結果難以執法。因為政府立法正是不停地取消原來體制、取消工人和其他企業持份者的參與，將企業變成由股東絕對的控制，官員不敢依法，怕到頭來法也改，非法的變成合法，官員便犯錯，或至少多此一舉。
或許正因如此，企業法形同虛設，企業管治倒退至家族經營或荒謬的個人統治（老闆「大晒」）。港商企業在珠三角等內地，正是習慣了這樣的情況，故不知企業法，不知企業治理是甚麼，習慣上反對任何抑制人治、抑制老闆「大晒」的措施、政策。
在美國，企業法以股東為尚的原則，事實上，已被經理人所篡奪，尤以股份制大企業為代表。經理人追求短期個人利益，與企業長期發展成絕對的矛盾。為此，美國企業法也幾經修改，目的是加強監管，防止經理人和少數股東破壞企業。例如董事會裏加上獨立董事，正是取材大陸法引進非股東的持份者。企業的社會責任和道德，以至眾多的會計財務、勞資法例等，也同時用作制約股東的權力。
金融海嘯以來，美國衰落（英國更早），普通法和股東主義備受批評，中國也應作相應的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