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的最關鍵人物是校長這個道理，不獨適用於學校，對其他管理亦然。
以前北京一個研究單位的負責人曾跟筆者說，他做過大量調研，發覺地方發展有眾多成敗原因，但重中之重，就是地方第一把手的能力：地方領導能力高，那地方便能發展起來；地方領導不濟，那地方就停滯不前，甚至退步。
有關香港政治的討論一直都有個現象，就是重制度、輕人事，因為由香港前途談判開始，其主調就是要保留原有制度不變。香港當年的信心危機，其實是對應於當年中國的政治氣候和環境。香港要成功落實「一國兩制」，就一定不能有內地的干預；要頂住干預，就一定着眼於制度的建構。在這個大環境下，變成向制度傾側，凡事都講制度，久而久之，便成了偏重制度而忽視人事。尤其是回歸之前，香港的經濟發展處於黃金時代，沒有遇過嚴峻的挑戰，那就不只是強調制度，而且是執着於當時的制度。
這種制度被神聖化，有時甚至流於程序化，以一些死板的程序等同了制度本身，當制度無法應付變化多端的外在環境時，神聖化的制度或者是僵化了的制度，本身就失去了生命力，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可以改動一點點。
對於香港問題的探討，其實應該作出一個調整，就是由制度適度地調整到人事方面。制度和人事似乎是對立的，但實際上並不是真的對立，好的制度不是在於其非人性，而是可以把最優秀的人找出來，放在最合適的位置之上，這樣才能彰顯制度的優越性，不能只是拚命講制度本身，從而否定人事的價值。